学术发表｜我院吴冠军教授：人类世、资本世与技术世——一个政治经济学—政治生态学的考察

　　“人类世”（the Anthropocene）这个将人类、地球与时间关联在一起的概念进入学界视野的时间并不长。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与生物学家尤金·斯托默以这个词为题，合写了一篇篇幅短小的文章。随后数年间，克鲁岑或独著或与他人合写论文继续阐述“人类世”，并引起越来越多的、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的关注与跟进。在克鲁岑看来，工业革命以降（尤其是1784年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引擎），人类仅凭自身这个单一物种，对地球面貌变化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地质学纪元。人类世的到来，一方面标志着人类这个物种所发展出的“文明”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也恰恰指向它在地球层面所导致的种种巨大问题。 

　　因此我们有必要用“人类世文明”（Anthropocenic civilization）取代“人类文明”（human civilization），从而标示出这个文明当下的双重性格——既成就非凡又危机缠身。在进入人类世之前，过着农耕生活的人类已经通过有组织的活动不断影响和改变着地球的面貌。但在晚近数百年的人类主义（humanist，汉语学界通常译为“人文主义”）框架下，人类开始有意识地做这件事，地球被按照人类对它的“知识”而重制。

　　在人类世中，人类“文明”已经取得如此强大的支配性力量，以至于“自然”变成了一个彻底的虚构。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提出：在人类世中，整个地球的“人工化”（artificialization）使得“自然”这个理念同“原野”（wilderness）一样被遗弃，“好也好坏也好，我们进入了一个后自然时期”。人类世令作为稳定背景的“自然”荡然无存，并进而使“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分，被彻底模糊化了；自然与社会皆无法完好无损地进入人类世界，等待被和平地予以‘调和’”。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在其《负人类世》一著中进一步将人类世称为“熵世”（the Entropocene），因为在这个时期熵剧烈增加，尤其是生物圈熵增速度更是迅速飙升，“人类世抵达了其生命界限”。在斯蒂格勒看来，人类世已经“无法生活、资不抵债、不可持续”，它本身就是“一个行星尺度上操作的大规模且高速的毁灭过程”。

　　从“人类世”所引发的讨论来看，这个概念尽管以“人类”（anthropos）为词根，但并不简单地是人类主义框架下以“人类”为中心的概念，而是一个自我反思性（self-reflexive）的概念——它激发人类对自身活动带来的行星性效应（planetary effects）的反思。“人类世”概念内嵌着对“后人类世”的思想探索，它激发走出人类世、终结人类世的诸种努力。在生态哲学家提摩西·莫顿看来，“人类世是第一个真正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概念”。人类中心主义正是人类主义的逻辑产物。而媒体理论家尤西·帕里卡在其论人类世的专著中，则直接将人类世称作“人类淫世”（the Anthrobscene），即人类世恰恰是人类在人类主义框架下所展开的各种淫秽操作的产物。

　　“人类世”概念把我们引入了一部纯正的黑色电影（film noir）——带着各种花哨小装备的侦探最后发现他自己是罪犯，借助小装备发现这些小装备就是凶器。杰里米·戴维斯在《人类世的诞生》开篇写道：“人类世的诞生应伴随着警觉性反抗，反抗多样的社会生态系统的衰竭，反抗多样系统被脆弱的、饱和的单文化所取代。”人类主义恰恰是这样一种“单文化”（monoculture）：人类主义框架里的“人类”正在成为一个行星尺度上的灭绝性力量。

　　人类主义的“启蒙”使得自由、平等、权利、自主等价值成为占主导地位（hegemonic position）的一组话语。“启蒙”（enlightenment）本意就是引光，康德呼唤现代人要有勇气让理性之光照进来，代替上帝之光。然而，人类主义并不只是有“启蒙”，并且结构性地存在着淫秽的暗层——人类世就是“致暗”（endarkenment）的产物。我从大卫·基希克那里借来“endarkenment”一词，但此处用法是我自己的。“启蒙”和“致暗”结构性地关联在一起，资本主义正是人类主义的暗黑分身。资本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不停歇地将整个地球产权化，从而使得“自然”在法理层面上消失了（被“文明化”了）。在人类主义—资本主义框架下，作为自然界行星之一的地球成了“人类的地球”——它归属“人类”（实则其中的一小部分人）。卢梭曾写道：“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具有人类主义—资本主义双身结构的现代性把“这是我的”从一句只是头脑简单的人才会轻信的“话”，进一步变成了不容置疑的“权利”。作为“自然权利”的产权（property right）恰恰是一种旨在消灭“自然”的权利。产权实际上是一种人为施加的符号性—规范性禁令（symbolic-normative prohibition），它构成了压制——你不能碰这些东西，因为它们不是你的，而“外星人”（抑或地球上的“病毒”“害虫”）无权染指这颗行星，因为它属于人类。

　　早期智人（homo sapiens）的狩猎采集生活既无劳动也无生产。农业革命一方面将人组织起来从事耕种，从而产生出劳动这种不单纯以获得即时性生理满足为目的的“反自然”活动；另一方面，农耕生活形态中储存的剩余粮食与种子构成了财产，并导致社会等级的形成。在现代性的开端处，财产成为洛克所说的三大基本“权利”之一，并且劳动本身也被组织到产权结构中——个体可以通过“自由”出售其劳动力而进入资本主义秩序中。这样一来，劳动就从人类文明的基础活动转型为资本积累的基础方式。

　　实现这个转变的关键人物就是洛克。洛克把财产确立为三项基本“自然权利”（生命权、自由权和产权）之一，是人之为人的一种基本权利，而不是由别人或社会所给予。进而，洛克把人的劳动也产权化了，并且把产权建立在劳动之上。他这样论证道：“每个人都拥有对于自己的人身（person）的所有权；除了他自己，任何别人对此都没有权利。我们可以说，他身体的劳动以及他双手的工作都属于他自己。”由于身体“属于”自己，通过身体劳动生产出来的成果也就“属于”劳动者自己。

　　洛克论证了劳动是产权基础的观点，我的劳动的成果就是“我的”。暂且不论日常生活世界中不事劳动却“占有”成果之人比比皆是,即使在抽象理论层面，洛克的论证自身也存在一个根本问题：我把木头做成椅子，椅子就是我的了，但木头本身也一并被侵占了又做何解释呢？如果说“木材”（作为这种“原材料”的木头）是买来的，谁又有资格卖出它呢？政治哲学家罗伯特·诺奇克就曾对洛克的说法提出质疑：“为什么一个人的资格应该扩展到整个物品上面，而不是仅限于他的劳动所创造的附加价值上面？”如果说因为你占有自己人身故而占有劳动，那么凭什么对劳动所施加的对象进行占有呢？劳动无法证成产权：任何资源经你劳动后就是“你的”，那等于剥夺别人对它劳动的资格。

　　洛克进一步提出，“上帝‘把地给了世人’，给人类共有”，并且人们在取用“地上”的各种资源时会将“足够多而同等好”的资源留给其他人。在这里，洛克借助前现代的宗教话语开启了人类中心主义模式：地球被“上帝”给予了人类。我们看到，劳动无法证成产权，于是上帝就出场了。然而，即便存在上帝，并且上帝如此偏心人类以至搞出人类中心主义这套把戏，那么至少一切资源应该“人类共有”。在地球资源的产权模式中，“人类”既然不会把资源留给其他物种，那么为什么“人们”会把资源留给别人呢？由洛克所确立的作为自然权利的产权从来都是关于“个人私有”的权利，它通向的是政治理论家克劳福·麦克弗森所说的“占有性个人主义”。但洛克没有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即从属于“人类的”（人类共有）是如何进一步变成属于“我的”（个人私有）。从人类主义（属于人类）到资本主义（属于少数人）的跨越，没有任何启蒙的根据（甚至也没有前现代的根据）——它是一个彻底淫秽的致暗性操作（endarkening operation）。

　　经过洛克的权利术语的转换，地球上的诸种共通之物（commons）便被正当地私有化与产权化了——在现代性体系中，“权利”实际上就是授予正当性的核心话语装置（此前这类装置有“上帝”“天”“自然法”等）。中国古代评书里山寨匪帮劫道时惯常会先呼喝一句口号，来对自己劫掠行为进行证成：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这个强盗逻辑不正是洛克的逻辑吗？我此前已经对这座山做过劳动加工（开山栽树）了，所以这就是属于我的了，后来者要踏足当然必须交钱。

　　即便按照洛克提出的劳动证成产权的说法，启蒙的权利话语仍然掩盖了如下致暗性的状况，即在人类世文明中，劳动者劳动成果的绝大部分从来都不归劳动者。在前现代的奴隶主义与封建主义等级制结构中，劳动成果绝大部分都到了奴隶主、领主与贵族手里。与工业革命相伴随的，是人类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兴盛，是自由、平等、权利等启蒙理念的盛行，而且这些思想理念还被推崇为所谓“普世价值”。在产权逻辑与占有性个人主义模式下，形式上人人平等地拥有“占有”的权利。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在地球上资源的产权化（“原始积累”式圈地）过程中，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外，他们并不占有任何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源，甚至也不占有任何作为基本生活资料的资源（如不能随便摘别人树上的果实，也不能在别人拥有的土地上造房）。这些人唯一占有的——亦即可产权化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及其固有的能力。只占有其自然“肉身”之人便成了实质性的无产者——这就是人类主义（占有性个人主义）的致暗性秘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些无产者为了生存（获取生活资料）别无选择，只能“自由地”出卖其劳动力。劳动力“商品”买卖双方之间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在“自由交换”的表象（启蒙）之下，却是暗黑的价值窃取（致暗）。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写道：“劳动力能够以一种商品出现在市场上，仅仅是也只能是当它的占有者（劳动力归属的个体）将它作为一种商品拿出来售卖。为了使其占有者可能把它作为商品来售卖，他就必须拥有它、可以随意处置它，他就必须是他自身劳动能力（换言之，他的人身）的自由所有者。”

　　马克思深刻且清晰地指出，这种对自己人身的拥有权与“自由”处置权正是资本主义系统将劳动力“商品化”的前置性条件。由于劳动者向雇佣者售出了其劳动力（包括体力与智力），其劳动创造的产品就成为后者的财产；而劳动力所有者获得的报酬则结构性地少于商品中凝结的劳动价值——那“多出来”的隐秘价值就是资本增值的方式。

　　我们看到，在宣称自由、平等、权利等一系列启蒙价值话语的现代社会中，无产者不得不出售的劳动力成为资本家获得“多余价值”（surplus value）的来源。马克思指出，在市场上可以花钱买到的所有商品中，劳动力是唯一能够榨取多余价值（价格少于其所创造的价值）的商品形态。在出售劳动力以获得生活资料的无产者与获取多余价值从而不断使资本增值的资本家之间，贫富分化程度将不断加剧。纵观人类世文明史，只有战争、革命、瘟疫与社会崩溃这个四个因素可以暂时性地缓和或者改变这种贫富分化状况。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致暗之处：只有资本家能获得那多出来的价值，并在产权结构中固定下来。自由（自由支配人身）、平等（权利的形式平等）、产权（作为权利的占有）等人类主义的启蒙价值，恰恰使得资本主义的致暗操作成为可能并具有合法性。

　　于是，从人类世视角出发我们看到人类社会的以下两个状况：首先，大量地球资源被直接产权化（作为圈占的原始积累），进而对那些无外部资源可占而只能靠出卖自身劳动力的人来说，其体力与智力所创造的成果亦被转换成资本家的财产（作为剥削的资本积累）。就这样，地球上的共通之物——“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皆被资本所圈占。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分化状况已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2020年，根据产权考察全球财富分布状况，1%的人占据了46%的财富。换句话说，人类世文明将整个地球变成独属于人类的“资产”，特别是其中的近一半又被1%的人占有，也就是说这将近一半的地球资源另外99%的人和其他物种是不能染指的。不仅如此，地球上所有其他物种已经彻底变成能够被占有的“自然资源”的一部分（抑或沦为需要被消灭的“害虫”）；而出售劳动力的人则被转变成“人力资源”（抑或沦为失业的“无用阶级”）。在平等、自由、权利等启蒙价值的高光下，人类（包括其自然能力与集体性的一般智力）构筑的人类世文明却被其中的极少数人所把持，而该文明在地球层面所造成的代价却由地球上包括全人类在内的所有物种一起承担。

　　因此，唐娜·哈拉维、杰森·摩尔等当代学者提议用“资本世”（the Capitalocene）这个概念代替“人类世”，或至少专指其中最晚近的这一百多年的人类文明。在该时段中，资本主义结构深层次地嵌入并改造了文明秩序，并深刻影响了地球的面貌。后人类主义者哈拉维把人类主义称作“世俗的一神教”，并认为人类世的代表性图像标识不应该是燃烧着的旷野山林，而应是“燃烧着的大写之人”（the Burning Man）：“那被叫做人类世和资本世的时代的诸种丑事，便是诸种灭绝性力量的最晚近和最危险的尝试。”在哈拉维的论述框架中，资本世施加给地球的灭绝性效应是人类世的升级版。

　　根据历史地理学家杰森·摩尔的界定，资本世指的是“这样一个历史时代，它由特权化资本之无止境积累的诸种关系所形塑”。这诸种关系使得资本已然成为一个地质学力量，产生出行星尺度上的诸种效应。摩尔认为，资本施加在地球上的最根本效应就是使地球变得低廉（cheap）。根据摩尔的分析，由资本组织起来的这些关系，至少从七个面向上把整个世界和地球低廉化：它们系统性地制造低廉自然、低廉货币、低廉工作、低廉关爱、低廉食物、低廉能源、低廉生命。摩尔以作为地质学记录的一根鸡骨头为例来说明“低廉自然”，今天我们吃的鸡肉与100年前的鸡肉有天壤之别，今天的鸡是二战后人类任意提取与重新组合诸种来自亚洲丛林的基因材料生产出来的“最有利可图的禽类”，这种禽类几乎不能行走，几个星期就长大成熟。如果我们考察这种禽类的整个生产和消费过程，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资本世的低廉工作、低廉关爱、低廉食物、低廉能源、低廉货币、低廉生命等等面相。

　　笔者接续摩尔提出如下命题：较之人类世（“人类淫世”）而言，资本世不仅更低廉，而且更淫秽。“资本世”标志着人类世文明对自身价值（生命、权利、平等……）的致暗性的淫秽越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对人类主义所展开的致暗操作——通过该批判性视野，我们定位到资本主义系统对“人”的异化。在现代性的“主体/对象”二分框架中，表面上你是人而非对象，但你的“权利”仍使你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把自己变成工具、机器的一部分，为资本家创造多余价值。你丧失了对自己生命中诸种至关重要面相的实际掌握（尽管形式上“占有”），包括你的身体、体力与智力意义上的“劳动力”。在形式上平等（拥有平等“人权”）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实际上根本没有平等——在某种意义上，奴隶农奴的“解放”是虚伪的，因为形式“自由”的工人身上多了新的枷锁。可见，马克思是用政治现代性来批评经济现代性，所以他把自己的研究称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当然，对这个批判现代社会主流的经济学家们并不接受。

　　其实，现代性无法处理如下悖论：自愿做“奴隶”。现代性的人类主义—资本主义这个双身结构的“命门”正是这一悖论。对人类主义的诸种“普世价值”，资本主义恰恰暗地里作出了各种淫秽越界：人类主义挺立“人”的价值，而资本主义恰恰将“人”实质性地加以“异化”。诺奇克也被拉进对“人权”价值淫秽越界这条沟里，在其名著《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他写道：“一个自由体系是否将允许这个人把自己出卖为奴隶？我相信它将允许。”因此，人类世文明不仅把“自然”彻底变成了一个虚构，而且它自身提出的那些听上去光鲜亮丽的价值（诸种人类主义价值）也在资本逻辑下被实质性地逾越与背弃。在资本世中，人表面上具有崇高价值（启蒙），实际上却保有着自愿做“奴隶”的淫秽暗门（致暗）。实际上，奴隶是效益主义逻辑，它同现代性是吻合的：尽管违反政治现代性即人权理念，却符合经济现代性即效益理念。现代性一面由道德实践理性高擎着“人是目的”的伟大旗帜，另一面则毫无违和地由经济计算理性把人变成可量化的“人力资源”。奴隶的实质就是把人对象化，作为工具的一部分。奴隶很低廉，这些低廉生命可以使得获取人力这种“资源”的成本极其低廉。

　　作为对人类主义框架中的“人”（平等而自由的人）的淫秽越界，“奴隶”实际上始终是当代世界日常秩序运作的一部分，只是人们选择性地视而不见罢了。诚如杰森·摩尔和拉杰·帕特尔所指出的那样，在今天，“奴隶制仍然存在”，“二十一世纪被强制劳动中的人，要远远比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多”。他们深刻地指认，大多数女性、原住民、奴隶以及各殖民地人民被资本主义低廉化，而这种低廉化是通过保持社会的界线而达成的，这些人被划到界线的外面，成为被排除在外的“社会弃民”（social outcasts），即他们不再是“人”。“资本主义最阴险的会计性的诡计，就是把大多数人归入自然而非社会的范畴，这开启了保持内外界线的一种厚颜无耻的行动。”通过淫秽越界将“社会弃民”纳入日常劳动，资本世于是便获得了使自身繁荣的低廉劳动力。

　　既低廉又淫秽的资本世堪称人类世的顶峰，同时又是对人类世的否定——为了获得低廉劳动力（从而获得更多的“多余价值”），“人”可以被以“社会弃民”的方式转变成低廉生命。

　　资本世的内核是既低廉又淫秽，这双重特征使资本世同人类世区分开来。资本主义秩序的日常繁荣状态（乃至秩序的稳定性）建立在向“外部”淫秽越出之上，不论是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的向外殖民掠夺，还是当代对冲基金在全球范围内的破坏性盈利（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就是典型的案例）都是如此。资本主义系统内在地渴求越界性“溢出”，资本世的常态就是越界。没有淫秽越界，资本主义秩序将无法自持，会不断陷入经济危机与金融崩塌。

　　货币本身并不是资本，只有那些不断寻求自身增值（至少让自己不贬值）的货币才是资本。积累是资本的内在属性，正如摩尔和帕特尔指出的，“只有当货币沉入商品的生产、不断循环往复地予以扩大时，在这个循环中它才成为资本”。在资本世中，当资本找不到盈利性出口时就会贬值。资本不同于一般货币的地方就在于前者在不断地寻找盈利性的地点（并不断追求盈利的最大化），决不容许自身“躺平”， 决不容许自身处于静止状态。因此低利率就成为让货币动起来的金融手段——货币低廉化，只有货币低廉化才能更有效地将货币转化成资本。正是在资本的不断运动中，货币关系越来越主导性地成为人与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它掌控着人的工作和生活，掌控着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分配与运动，因此，在现代社会里人只能依靠货币关系来维系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由于资本都在寻找盈利性地点，而这些地点增长的速度却跟不上资本量增长的速度——哪怕在技术创新风起云涌的时代也是这样。这就意味着大量资本即便到全球各地寻找落户的机会也难逃自身不断贬值的命运，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把整个系统拖入衰败的轨道，导致繁荣的“泡沫”周期性地被刺破。我们看到：缺乏盈利性投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真正核心。当盈余资本找不到盈利性出口时经济便陷入停滞，并随之引起大规模的失业和资本贬值。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轨”便成为资本家明着暗着在渴求的事。“外面”的条件就是比“里面”优越——更低廉的工人、更脆弱的金融体系、处女地般的市场、等待被占用和掠夺的资源……“外面”即便没用也可以做垃圾场，资本主义系统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废料被不断地转到“外面”，譬如海洋环境甚至外太空都被当作了垃圾场。人类世就是整个地球变成熵极其高的垃圾场的地质学纪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恰当地把人类世（人类淫世、熵世）的顶峰称作资本世。

　　资本主义从来不是一列在轨道内运行的火车。资本家从骨子里都是出轨者，精心盘算着那些不出现在生产计算中的成本或者利润——这些隐在的淫秽地点，被阿瑟·庇古、詹姆斯·米德等经济学家称作“外部性”（externality）。资本世诚然是低廉与淫秽交织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系统的构成性元素正是那既低廉又淫秽的“外部性”。当欧洲殖民者们看到新大陆时，他们眼中是一片“处女地”——资本世的淫秽就具现在这种眼神中。

　　地理学家大卫·哈维用“空间性修复”来描述资本主义系统对“外部性”的固有渴求——它必须依靠外部空间来“修复”自身，从而保持资本的盈利性积累。从资本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来看，正是为了应付过度资本积累（大量盈余资本在国内找不到盈利性出口）的危机，产生了十九世纪以来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运动。汉娜·阿伦特在分析帝国主义时曾精辟地指出：“帝国主义扩张由一系列奇特的经济危机所引发，过度储蓄所导致的资本生产过剩和‘剩余’货币，在本国范围内再也无法找到生产性的投资场所。”这时就会出现负的经济增长率并引发资本大幅贬值，进而会导致金融系统危机、实体经济遭受摧残、社会陷入深度恐慌。

　　于是，在资本主义系统中，经济必须保持持续增长，至少让人们相信它能继续保持增长。一旦这种增长或关于增长的信念不能保持，就可能引发大范围的经济衰退与萧条。阿伦特早已指出：那种曾在几个世纪前造成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及各种更深层次的积累的那种简单掠夺的原始罪恶，最终必须不断得以重复，否则积累的动力可能会突然停止。哈维在《新帝国主义》（2003年出版）（彼时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尚未发生）中提出，马克思所分析的“原始积累”的所有特征，在当代都仍然是强有力地存在着，甚至变本加厉。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1973年之后所形成的强大的金融化浪潮，完全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投机性与掠夺性特征，通过各种金融操作以及金融衍生工具，对民众进行深度掠夺与资产剥夺。哈维建议“原始积累”概念应该重新被阐释为一个去时间性的概念——“通过剥夺的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换句话说，劫掠性的积累事实上并非是“初期的”或“原始的”，而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

　　晚近的“资本世”概念进一步揭示了这个状况。在资本世，水、空气、森林、土地皆被大幅度私有化——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个深层次影响地球面貌的地质性力量。更有甚者，近年来资本家通过专利权对遗传物质、物种材料进行生物性掠夺。除了加剧对地球资源、物种资源以及社会公共资源的私有化掠夺外，资本家甚至还垂涎“外面”，哪怕是距离地球五千五百万公里外的火星。伴随着对“外部”的淫秽垂涎，地球上生物多样性在资本世急剧退化。摩尔和帕特尔的描述是鲜活的：“资本家们看到的海洋，是这两样东西：我们即将捕捉的海鲜的储存设施；我们在陆地上产生的废渣的乱葬坑。”淫秽并精于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家们不会主动去“听海”，“听，海哭的声音……”。

　　在资本世，连“人道主义国际援助”也成为一件相当淫秽的事情。资本的“空间性修复”操作存在着一个关键性的环节，那就是过剩商品被送去的“外部”必须拥有可支付的手段，譬如黄金、白银以及后来的美元（英国当年通过鸦片贸易从中国大量掠夺白银），抑或具备可以进行贸易的商品。如果该地区没有可资交换的货币储备或商品，那么这个问题尽管棘手，但并不能阻止资本“向外”出轨——即便通过暂且让对方“赊账”的方式来实现资本“向外”移动，也好过在国内饱和市场状态中不断贬值。

　　于是“国际援助”就成为资本出轨操作的一个好用的白手套——向没有可资交换的商品或货币储备的“赤贫地区”主动出借货币，并让对方用这些货币来购买自己的过剩商品（甚至包括武器）。我们看到，美国晚近所实施的国际援助，几乎总是与购买其商品和服务联系在一起，并且以开放市场准入作为前提。这样一来，许多第三世界的贫穷国家成了剩余资本的“接收器”，从而被纳入资本流通的体系。而“国债”的偿还使得资本输出国（债权国）成功规避了资本的贬值，同时将风险完全转嫁到接收国（债务国）身上。就如出轨构成了婚姻的“作弊”（cheating）一样，朝向“外部性”的资本出轨构成了“人道主义国际援助”的作弊，让它实质性地成为一个谎言。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资本世构成了对人类世（“人道”）的淫秽越界。

　　当年乔治·巴塔耶在分析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时就提出，“马歇尔计划”并不是一场革命。尽管战后的欧洲急需美国的产品，但其没有购买力，借债也没有能力偿还，于是“马歇尔计划”就成为将美国过剩产品转移至欧洲的唯一途径，“无偿递送物品是必要的：送走劳动的产品是必要的”。作为战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有效消耗了自身的过剩能量。既然资本主义系统的稳定性建立在向“外部”出轨上，那么倘若不再存在那样的“外部”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今天深度全球化的世界（“地球村”）便是为了应对这样的问题。但接下来的问题是，“空间性修复”的潜力已逐渐趋向枯竭，全球资本主义的市场正在逐渐地趋向整体性饱和，那么当一个地区的剩余资本不但在其内部并且在外部也找不到盈利性的投资场所的时候，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后果很明显，例如现在的金融危机已经越来越不是“某某地区的金融危机”，而是具有“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但即便经历全球尺度的劫掠性积累，仍存在大量剩余资本在地球上找不到盈利性出口。这种全球尺度的“过度积累”状况势必带来一轮又一轮全球范围的经济—社会危机，导致信贷体系难以运转，资产流动性不复存在，从金融机构到实体企业纷纷破产，资产所有者或业主无法继续保持自己的财产，只得被迫以极低价格转让给那些拥有流动资金的资本家。

　　在一个高度成熟的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中，大规模大范围的金融海啸是无从避免的。通过大量的资本贬值、无数人的倾家荡产、社会财富被深度毁坏，一些受灾相对较轻的资本家则趁机以极低的价格购入大幅贬值的资产，然后将其投入盈利性的资本循环之中。在至大无外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里，只有全面的经济危机才能为剩余资本找到盈利性出路，才能带来新一轮经济增长（或者说“复苏”）。

　　资本没有“出轨”通道的资本世将陷入持续性的经济震荡，就如同人类世里那些出轨终止后的婚姻生活，夫妻间各种持续性的日常冲突会剧增。这就是为什么2021年“元宇宙”（the Metaverse）会骤然大热：在没有新大陆可去的当下，元宇宙构成了“虚拟的外部性”，成为资本眼中新的香喷喷的“处女地”。截至2021年年底，元宇宙的“房价”已经赶超现实中一线城市的房价，歌手林俊杰在社交媒体宣布花费123000美元在《分布式大陆》上购置了3块虚拟土地并征求“邻居”，这个价格已超过北京很多别墅的价格。

　　元宇宙涉及一组前沿技术，它不是一个技术的单点突破，而是由一组技术“群”构成的聚合体（assemblage），包括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技术、云计算、3D视觉、AR增强现实、区块链、物联网、边缘计算节点、传感器、芯片、VR头显、脑机接口、智能眼镜等等。在资本世中，技术创新每每能凭空创造“多出来”的盈利性地点。在“空间性修复”逐渐耗尽后，技术创新便成为资本增值的最后一个倚仗。马克思对此早有预见，他用“一般智力”概念（以及“科学与技术的一般状态”“一般社会知识”“社会个体”“人类头脑的一般力量”等概念）指称成为“一种直接生产力”的技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写道：“真实财富的创造开始较少倚赖劳动时间与被雇佣的劳动量……而更是倚赖科学的一般状态，倚赖技术的进步，抑或这一科学应用到生产上。……劳动不再那么多地被包含在劳动过程中，相反，人类开始更多地作为看管者与调介者而关联到生产过程自身中。……在这个转型中，不是人自身施行的直接人类劳动，也不是他工作的时间，而是他对自然的理解和他经由作为一个社会身体的在场对自然的掌控（一言以蔽之，社会个体的发展），成为生产的巨大基石，成为财富的巨大基石。”

　　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已洞察到凝聚集体性—社会性一般智力的技术会成为资本积累的巨大基石。在二十一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一旦有新的技术冒出来，“风险资本”就会蜂拥而至，不惜承担巨大风险而提前抢占可能被新技术开发出来的盈利性地点。估值曾达到100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Theranos，因其所宣称的滴血验癌技术最后无法实现而于2016年轰然倒塌，其创始人兼CEO伊丽莎白·霍姆斯2022年初被裁定犯包括刑事欺诈罪在内的4项罪名，面临最高20年的牢狱。先后投资Theranos总计7亿多美元的风险资本（如ATA）、私募股权公司（如PFM、堡垒投资集团）和私人投资者（包括媒体大亨鲁伯特·默多克、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特朗普总统任上教育部长贝琪·德沃斯、沃尔玛的沃尔顿家族、考克斯企业的考克斯家族等）统统血本无归。然而，在“空间性修复”已经趋近耗尽的当代世界，高风险的技术领域实际上已是资本别无替代的选择。于是，元宇宙在资本的推动下骤然大热，即便它所需要的技术“群”中很多技术还远未成熟——元宇宙所建构的虚拟世界是地球之外纯然“多出来”的一块处女地。

　　如果从人类世视角来考察，那么元宇宙对资本而言是一个“多出来”的宇宙，但对地球而言却并非凭空“多出来”的宇宙——元宇宙里每个虚拟居民都对地球增加了现实的碳排放。由林登实验室开发、2003年上线并且至今仍在运营与更新的在线游戏《第二人生》经常被视作首个元宇宙。在这个“新世界”里，玩家被称为“居民”，他们通过可运动的“虚拟化身”（avatar）在三维建模的广袤“世界”里展开“第二人生”。根据2006年的数据，《第二人生》每个虚拟“居民”的用电量相当于一个真实的巴西公民的用电量。换言之，元宇宙如果是一个“绿洲”，那么它就是一个并不会缓解人类世生态危机的“绿洲”（如果不是加剧的话）。换言之，这个多出来的“世界”并不能独立存在，它的能量供应完全倚赖现实世界，并继续增加地球的熵值。

　　诚如生态人类学家阿尔夫·霍恩伯格所分析的，工业革命以降的技术（“现代技术”）被不妥当地简单地界定为那些写进历史教科书中的伟大名字的个体发明（通常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被无意忽略或有意掩盖的是它们深度倚赖化石燃料，深度倚赖全球资本主义系统对化石燃料的攫取与不均衡的消耗——这就是晚近三百年来发源于欧洲的基于化石燃料的“技术进步”与落后的“前现代技术”之间的最大不同，“没有柴油的拖拉机就像饿死的有机体一样无生命”。霍恩伯格用“化石燃料资本主义”一词来指称“高技术现代性”（high-tech modernity）的暗黑内核：“这些技术是资本积累、特权化的资源消耗和诸种工作负荷与环境负荷之替换的一个索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并不存在政治上——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生态学意义上——中性的“技术对象”和“技术进步”，一切技术的使用都会带来能源消耗与生态变化，然而地球上的能源消耗在各主体之间极度不平等，但造成的生态代价却是所有人与其他物种共同承担。

　　正因为如此，霍恩伯格建议用“技术世”（the Technocene）这一概念取代“人类世”。克鲁岑在其讨论人类世的种子性文章中曾提及，人们往往把瓦特1784年发明蒸汽引擎只是归于个人性的独创成就，完全没有反思“这个‘发明’所隐涉的殖民主义与奴隶制”。霍恩伯格写道：传统史学将“工业革命”描绘成英国独创性的产物，是注定要在全人类中传播的贡献。然而，对十八世纪晚期英国转向化石燃料的细致审察就会揭示出其导致的气候变化对人类不同群体来说自始就是极度不公平的。因此，将人类世叙事中担任主演的人类（anthropos）设想为人类物种是高度误导性的。“人类”（humanity）作为一个集体从来都不是历史的代理人，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工业革命技术成果的接触体现出极度不均衡性，现代化石燃料技术的不均衡分布事实上是它存在的一个条件。它对人类的诸种承诺一直都是虚幻的，高技术现代性带来的富裕不可能普遍化，因为它是建立在全球高低端产业分工之上的。我们所理解的技术创新，不过是不平等交换的一个索引。

　　“人类世”概念里的“人类”透露着十八世纪启蒙思想的光芒，掩盖了过去两百多年资本主义系统与化石燃料技术在全球层面上展开的诸种淫秽的致暗操作：“截至2008年，自1850年以来不到20%的世界人口占碳排放量的70%以上；今天，一个普通美国人碳排放量相当于非洲和亚洲一些国家500名普通公民的碳排放量。”霍恩伯格认为，资本主义的拜物教不仅有“商品拜物教”，还有“技术拜物教”，后者将资本主义对地球资源（包括人这种“生物物理资源”）的剥削隐藏在对“技术进步”的欢呼声中。

　　正如本文第一节所分析的，“人类世”概念的提出并不是简单地对“人类”进行人类主义式的肯认，而是对“人类”作出去中心化与去特权化的后人类主义反思，并开启对“后人类世”的思想探索。在资本与技术皆系人类创造的意义上，当下文明诚然可以被妥当地称之为“人类世文明”，此处的关键是我们不应简单地将“人类世”“资本世”和“技术世”视为概念层面的竞争与替代。在我看来，这三个概念使我们从不同角度去追索人类主义—资本主义这个现代性的双身结构所制造的诸种地球效应 ，它们共同指向了如下境况：资本逻辑驱使下的技术发展与生态变异将人类（以及地球上所有其他物种）推向一个深渊性的奇点（singularity），在那之后，人类世文明中一切已有的符号性规范与价值都将崩溃。

　　在物理学上，奇点是指一个体积无限小、密度无限大、引力无限大、时空曲率无限大的点。用史蒂文·霍金的话说，“在这个奇点上，诸种科学规则和我们预言未来的能力将全部崩溃（break down）”。在当下这个技术呈指数级发展的时代，奇点——技术奇点（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亦被用来指称即将到来的一个事件点，在该事件点之后，“人类主义”的一切叙事（价值、规则、律令……）都将失去描述性—解释性—规范性效力。换言之，技术奇点以后的事件就像发生在黑洞视界之内的事件抑或宇宙大爆炸之前的事件那样完全无法预测。按照默里·沙纳汉在《技术奇点》一著中的看法，会让我们陷入技术奇点的技术发展有如下两种：人工智能与神经技术。而在我看来，基因技术与元宇宙技术同样会带来奇点。与此同时，所有加剧地球熵增的化石燃料技术都将把我们驱向生态奇点（ecological singularity），使我们事实上生活在剩余时间中。用斯蒂格勒的术语来说，人类世、资本世与技术世皆意味着“无法生活、资不抵债、不可持续”的熵世，皆指向了一个“行星尺度上操作的大规模且高速的毁灭过程”。而媒介理论家尼克·代尔-威德福则把这种行星层面上的毁灭背后的暗黑推手称作“奇点资本主义”。

　　现代人——实则是从狩猎采集为生的早期智人算起的人类物种——曾以自然为起点构建起人类世文明。而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时刻，这个文明正走向深渊性的奇点。对“后人类世”的当代探索，意味着激进地迈出奇点资本主义的符号性统治，以奇点为起点重新在行星尺度上构建文明（“后人类世文明”）。在这里，时间是关键，当下时刻已然是人类世文明的“致暗时刻”，作为物种的人类已经生活在剩余时间里。目前美西方正在以所谓的“普世价值”为依据而发起致暗性的贸易战、技术战，旨在继续维系资本与技术在地球上的淫秽性的既有布展。然而，人类世（资本世/技术世/熵世）的“奇点临近”状况已然无法支撑其表面的繁荣与话语性的“再次伟大”——奇点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化石燃料资本主义）已趋近耗尽自身的潜在修复性能力。

　　那么在深渊性的奇点之后是否会有“后人类世文明”兴起吗？这就取决于当下人类是否能作为同一个物种以及同一个文明（人类世文明）及其代价之承载者，去展开全球范围的合作（乃至和地球上所有非人类的能动者展开合作）。走出当下致暗时刻，唯有“世界社会不同区段”的能动者在面向奇点的剩余时间里能够彼此相向而行，平等地而不是特权化地、共通地而不是占有式地、后人类主义地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地（甚至美国中心主义地）、富有智慧并且争分夺秒地在地球上重新构建政治性—文明性的联结。

来源｜2月8日山东社会科学微信公众号

编辑｜卢昱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