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2016年5月27日，在浦东机场准备登机去日本时，接到浙江省委组织部一干事的电话，邀请给浙江省新任厅局级干部培训班讲课。从日本回来，6月7日在浙江大学讲授这堂课。讲课前，这些领导干部要求讲些内幕：我说我没有内幕只有外幕。因为内幕是不能公开的，我没法知道，我只知道已经公开的并以此为基础的研究。所以，我只讲我所研究的外幕。学员顿悟何为外幕。讲课的部分内容发表于《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首先感谢干部班组织者的邀请！各位都是领导干部，我只是一个读书人，所以我们看问题的视角是不一样的。各位站得高、格局大，对问题了解更为明了，我只能从我的专业出发，用自己非常狭隘的专业眼光来观察当前的形势，并把我的观察与分析与大家分享。

“一带一路”实践

需要安全与稳定的周边环境

        从微观上来看，“一带一路”实践面临着中国周边众多的风险威胁，但是，从宏观形势来看，我认为有四大结构性矛盾对中国周边安全具有重大影响：

        一是中国对外开放与岛链困锁的矛盾。中国从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到逐步融入国际体系，当下，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但是，一方面，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对分开；另一方面，中国各种市场要素的流动主要还是陷入国内市场流动。此外，中国市场并没有主动参与国际市场分工。所以，中国对外开放格局并不完善，对外开放水平也并不算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就是要不断完善对外开放格局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大力推行全方位、全要素“走出去”。在全要素“走出去”的情形下，中国的对外开放首先遭遇的就是岛链困锁的问题。岛链困锁既是一个自然屏障，也是一个人为性的障碍。所谓自然障碍是指沿着亚洲大陆沿岸的阿留申群岛、千岛群岛、日本群岛、琉球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等群岛，对中国走向深海形成一种天然的障碍。这是第一岛链。另外，由日本的小笠原群岛、硫黄列岛和美国的马利亚纳群岛等岛屿组成的第二岛链。这两大岛链构成了中国“走出去”的自然屏障，尤其是在中国深海力量（包括军事力量、科技力量、蓝海经济力量）还相对弱小的情况下，中国对外开放就难以突破自然岛礁形成的屏障。所谓人为性障碍是指自冷战以来，美军主要兵力都驻扎在第一岛链上的军事基地上，对中国形成一种遏制的态势。另外，以关岛为中心，由驻扎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基地群组成，它是一线亚太美军和日韩等国的后方依托，又是美军向中国方面挤推的重要基地。尤其是奥巴马政府提出“战略东移”和“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存在更是要借助于岛链来对中国崛起进行战略遏制。

        二是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周边国家的非武力挑衅的矛盾。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能否顺利地走下去，最直接的现实困境是遭遇周边国家的非武力挑衅。周边国家的非武力挑衅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情形：其一，朝鲜半岛核危机。朝鲜发展核武器虽然不是针对中国，但核试验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尤其是美国因此不断强化在东北亚地区的存在，甚至包括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萨德反导系统主要是针对中程导弹的，俄罗斯受到美苏中导条约的限制，早已经不发展中程导弹，朝鲜的中程导弹技术还非常有限，因而事实上萨德反导系统就成为遏制中国中程导弹的重要工具。因此，朝鲜核危机客观上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一种非武力挑衅。其二，钓鱼岛、安倍修宪和东海油气田的问题。其三，南海问题，南海涉及中国、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和中国台湾，六国七方的利益。再加上域外大国美国在这里经常搅动南海局势，使南海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当然，诸多问题关涉中国的周边安全，这里不一一赘述。

        三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的TPP协议的矛盾。“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因此，“一带一路”的内涵就是促进亚欧非国家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同时，“一带一路”建设又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那么，TPP又是什么呢？从奥巴马政府的最初设想来看，TPP肯定是一种全球化新趋势之下关于全球贸易的一揽子协议。这一协议将有 以下几种超越：透明超越优惠；制度超越政策；服务超越制造；新兴产业超越传统产业；环境超越发展；综合承诺超越单向承诺；国际规则超越国家主权；公平超越自由；劳工权利超越国家主权。因此，TPP目的就是要通过公平、人权、劳工、环保、争端解决等一揽子协议来打造全球贸易新体系。凡是想加入TPP的国家就必须无条件接受美国提出的一揽子协议，没有任何例外。

        四是中国和平崛起与美国和平遏制之间的矛盾。中国是崛起的大国，美国是守成大国。中国的和平崛起与美国的和平遏制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的结构性战略矛盾。也许有人提出质疑：中美不是邻国，为什么这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的战略矛盾呢？笔者认为，第一，中美在意识形态斗争领域、在社会制度层面上是直接相对立的两个大国。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周边的安全体系是美国主导下针对中国的冷战安全体系，即便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主导的亚洲安全体系并没有根本改变。但是，在中国迅速崛起的过程中，美国担心中国会打破美国主导的亚洲安全体系。因此，美国采取遏制性的防范。第三，前面两个原因也使得并不是互为邻国的中美关系事实上成为在战略层面的邻国关系。人们常说，太平洋足够大，完全能够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但是，太平洋也足够小，就好比是中美之间的一条小沟。也许还有人问，凭什么说美国会对中国和平遏制，而不是采用军事手段进行打击？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崛起是否会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正如前文所述，米尔斯海默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导致中美之间的战争，也即中国崛起无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这种论调是基于权力转移理论而对中国崛起所作出的不客观结论。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在以下三种情形下，中美之间必有一战：第一种情形是，当权力发生转移时，原来的主导国会发动预防性战争，也就是在崛起国崛起之前采用武力的方式摧毁它，避免在它崛起之后成为守成国的挑战者。而对崛起国而言，则可能在即将发生权力转移之前的某一点时发动对原有主导国的战争。第二种情形是，主导国发动遏制性战争，即在崛起国处在崛起进程的某一点上，主导国的和平手段已经不能遏制崛起国的崛起，最后只能动用武力来遏制崛起国的崛起。而对挑战崛起国来说则是由于自身已经崛起到一定程度，且原有国际体系已经不能再为其崛起提供新的环境支撑和制度收益，只能动用武力打破原有国际体系来获得更大的收益，从而实现自身的崛起，特别是在崛起国不满现状的力量超过了主导国的力量时，战争最容易爆发。第三种情形是争夺主导地位的战争，无论是守成国还是新的崛起国，双方都想成为新格局中的主导者，最终必然发生战争。这三种情形为的逻辑成为中国崛起和由此带来的权力转移而导致中美之间必然有一场冲突乃至战争提供了理论依据。

        然而，有几点需要说明的是，第一，中国是美国主导下的现有国际体系的获益者，中国的崛起得益于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因此，中国不会去打破为中国提供制度性收益的国际体系。第二，融入国际体系以后，中国不只是参与者而是积极的建设者。而正是中国作为积极的建设者以后，国际体系就为中国崛起提供持续不断的资源和制度性收益。第三，中国崛起并非为了与美国争夺霸权地位，也绝对不会与美国争夺霸权而展开战争。另外，从美国方面看，美国虽然是既有国际体系的主导者，但美国已经难以独立地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同时，美国在冷战后所遭遇的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也不能独立应对，包括恐怖主义、全球气候变化等，都需要中国的支持。因此，尽管美国不愿意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但也只能采取和平遏制的方式：既要接受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现实，又要遏制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各种挑战。

如何构建安全与稳定的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