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下午，“政治学系2021年度校庆暨教师履新学术报告会”第四场在法商北楼325举行。以“当福柯玩起智能手机”为题，政治传播与政府公关教研室副教授戴宇辰阐述了其最新的研究和思考。国际政治教研室副研究员刘亚娟老师担任主持与点评。
“米歇尔·福柯是一位生活在20世纪的法国学者。他究竟是政治学者，历史学者，语言学家还是哲学家，是很难界定的。但他肯定没有研究过智能手机，对吧？”戴老师首先抛出这样一个问题，引申出其研究初衷：将福柯的理论解构，再与21世纪“万物皆媒”的场景和案例相结合，思考这种经验意义上的“社交媒体时代”，进而挖掘新现象反映出的结构性趋势。
戴老师列举了几点智能产品能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的变化：很多人主动利用智能平台记录生活，比如有人会在吃喝玩乐时先发朋友圈打卡，有人每天固定截图晒出Keep运动轨迹，有人通过小米手环或是Applewatch记录身体指标。大数据还悄然进入了我们生活的其他领域，例如翻阅购物软件时可以看到精准化、定制化的推荐，健康码和行程码能够精确记录每个人的活动轨迹。
戴老师认为，上述现象可以用“自我追踪技术”（Self-trackingTechnologies）理论概括和反思。这种“自我追踪”，展现出一些新的特征：记录从私人转向公开，身体成为重要的记录场所，自我追踪伴随自我管理，用量化手段表达自我。这种技术意味着什么？戴老师试图引入福柯关于权力的理论，反思这种技术现象。
在福柯的视角下，权力不是压制性、否定性、控制性的，而是积极肯定的、生产性的——它产生实在，生产出一套权力话语之下的中心主体性。权力将外在的一整套规范体制内化到人的身体，并且让人自然而然接受这套规范体制。权力是一种生命权力，指向人的生命和自我意识。人的身体本身铭刻了诸种权力技术，是权力实施的重要场所。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边沁“全景敞视建筑”（Panopticon）这一权力的空间模型。它强调空间的可见性。只要人的空间保持可见，意识到自己存在被监控的风险，就会无时无刻地按照这样一套外在化的逻辑和标准去规范自己的行为。作为自由意志技术的自我管理，在近代社会意味着一种对自我的妥善管理，外在的合理化秩序可以被主动内化。权力在实施的网络中被捕获，人们自觉地采纳权力网络所建立的规范，并且能够把自己辨识成独立的主体，所谓主体性意味着“主体的对象化”。
讲座至此，已可以感受到现象和理论在逻辑上的勾连。用福柯的视角重新去审视自我追踪技术，戴老师总结了其作为一种自我规训手段表现出来的特征：从“肉身人”到“数字人”；看与被看的交织；身体（情感、态度、认知、喜好、行为方式）作为一系列数据流；自我管理的实时性；生命治理的自动化与智能化；“数字弃民”的出现。
在分析中，戴老师提到数据二重身（DataDouble），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以及“液态监视”（Liquid Surveillence）理论。比起福柯的“全景监狱”，液态监视是去中心化的。监视本身已经嵌入到了生活的各个场景之中，监视的目的已不再是规训，而侧重于数据的采集、分析和利用。从奥威尔的《1984》，到卡夫卡的《城堡》，福柯设想的固态监视结构边界消失了。戴老师建议，我们可以继续挖掘微观和具体现象，进行理论分析、思考和批判。
讲座过程中，同学们也踊跃与戴老师探讨交流。2021级新闻与传播专业的徐沁玥便从个人经历出发表达了疑惑：怎样在“监视”下的社交媒体中随心所欲发表自己的观点？戴老师认为这样的顾虑恰恰表明了福柯所言自我管理的自由意志，我们也许不能思考解决策略，但可以用批判性视野思考现象背后的原因。
2021级政治传播与政府公关专业的葛家明则从理论视角提问：在技术搭建的一套规则和机制中，人是否能有一些自己能动性的体现？戴老师向葛同学说明，他在讲座中的论述主要从技术逻辑出发，但其实落脚点要始终放在人本身。人在技术逻辑的改制上会形成一种新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对于技术的阐释学理解，而是一种反思性理解。作为典型的社会学研究者，要做的就是辨识出怎样一种新的社会行动在这样的逻辑中形成。
点评人刘老师认为戴老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研究路径：从生活中的一些经验现象入手，找到专业理论中相关的部分拆解这些现象，随后勾连起来进行研究。她也从史学角度猜测：“可能几十年之后，我们的史料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我们也许不再常用传统的档案和纸质文件，反而可能是去翻阅微信朋友圈。”
图文 | 孙凌霄
编辑 | 吴宗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