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友之声｜齐卫平：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的优势论析

       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党的二十大建构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具有重要分量，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中央概括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9个本质要求中，“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居于首要地位。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议题，中国式现代化遵循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本质要求，与充分发挥国家治理实践中党的领导优势相统一。新时代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充分显示了我国国家治理的卓著成效。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已经超越了工业化、科学技术等生产力和物质层面的发展阶段，国家治理成为认知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各国治理的比较优势集中体现在国家现代管理的水平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历史自觉和精神主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的“中国之治”成功经验。本文拟从多个维度诠释我国国家治理实践中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优势，以期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深入发展中，更加坚定地把握好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个重大战略定力，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根本保证。

       国家的发展过程就是国家的治理过程，治理水平高低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发展程度。人类社会形成国家后的演进中，从纵向看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治理发展阶段，从横向看呈现出各个国家治理的不同样式。当今时代，“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我们所推进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的全面领导。

       如果说先行起步的西方国家走了一条以资本主义市场推动的现代化道路的话，那么，我国走的则是一条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力量推动的现代化道路，两条道路形成经济主导与政治主导的显著区别。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代化建设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然而，现代化绝不是经济现象，而是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等在内的系统构造。较长时间里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初期的认知显然具有历史局限性，这样的认知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而显得肤浅。党的二十大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的全面论述，以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思想形成当今世界认知现代化的最新成果，大大超越了既有的认知水平。

       近代中国社会先进人士追求现代化最初形成的是模仿西方国家道路的思维，从学习“船坚炮利”开始，到开办工厂，引进机器、电讯、铁路以及自然科学，就是试图以经济为主导把中国引上现代化道路。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这条道路屡试屡败，根本找不到实现现代化的方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推进现代化发展中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凸显先进政党主导现代化的政治优势。

       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就是从政治上认识现代化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这些观点确立了在中国搞现代化建设的政治思维，对引领我国现代化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创新实践中，习近平就推进中国现代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内容丰富，理论深刻，为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精辟揭示我国现代化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强调必须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领导，“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优势、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优势同坚持新发展理念的理论优势统一起来，推动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在职能配置上更加科学合理、在体制机制上更加完善、在运行管理上更加高效。”这是从政治高度揭示中国现代化的比较优势，赋予中国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内涵。

       从政治思维认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核心问题是解决方向问题，作为体现国家意志和社会意愿的整体行为，国家治理总是循着一定的方向和轨迹开展。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回答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要回答好“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这就是方向问题的揭示。对于国家治理来说，确定方向就是明确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前进。中国共产党就是引领方向的核心主体，在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举高旗帜、走正道路、饱满精神、锚定目标，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党的领导引领国家治理的方向，是团结带领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保证。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具有领航把舵的意义，方向偏了就会南辕北辙，从而陷入邪路迷境。“治理好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习近平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国家治理现代化坚持正确方向必须充分彰显这个最本质的特征，充分发挥这个最大的制度优势。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得到根本扭转，靠的就是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昭示正确的前进方向，找到了正确的发展道路。历史证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以“中国之治”创造现代化建设举世瞩目的成就，最根本的就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就一定能够确保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前进。”这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在百年奋斗实践中得出的重大历史结论。坚定不移走好党的全面领导必由之路，是引领国家治理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连在一起提出来，体现党中央的高瞻远瞩。20世纪后期，鉴于东欧剧变、苏共垮台以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执政的大党纷纷遭遇失败的教训，党中央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摆到重要位置，作出全面部署，采取一系列举措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新聚焦点。

       能力体现驾驭事物的本领，能力强弱直接影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完成。没有卓越高超的国家治理能力，再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也难以有效运转起来。从党的十八大强调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主线，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到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形成新的部署，强调全面增强执政本领，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实践创新的着力点。习近平指出：“领导十三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的要求。这八个执政本领既与新时代前党中央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任务的思想一脉相承，又集中体现了聚焦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建设的鲜明特点。新时代十年来，党结合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动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形成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性的深刻认识。

       第一，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维能力。思维能力由方法论决定，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以科学方法为指导。习近平反复强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方向。在实践过程中，习近平提出了许多加强思维能力训练的要求，不仅提出增强辩证思维、创新思维、系统思维的要求，而且还提出增强历史思维、战略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精准思维、专业思维等原创性概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的科学方法论，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提高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要在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维能力上下功夫。

       第二，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统筹能力。我国国家现代治理体系的合力作用通过统筹能力来实现，协调好国家治理方方面面的关系，是提高统筹能力的实践要求。新时代十年伟大实践中，全面推进深化改革，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都是国家治理统筹能力现代性的体现。习近平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强调：“我们党要领导一个十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稳中求进、协同推进，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这些必须做到的要求是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统筹能力的根本遵循。

       第三，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执行能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行动方略，高效执行才能使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实践中落地。执行力不强，形成的制度就会陷于虚置、空转的境地，国家治理的实践就会形成梗阻、断层的局面。现实中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搞选择性、灵活性、变通性执行的现象，严重削弱党对国家治理的领导力，必须予以切实解决。习近平对制度的刚性作用作了突出强调，要求各级领导各个部门必须反对和杜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思想和行为，不折不扣地执行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习近平指出：“在贯彻落实上，要防止徒陈空文、等待观望、急功近利，必须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意识和夙夜在公的责任意识抓实、再抓实。”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执行能力，是畅通国家治理各环节的重要保证。

       第四，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抗压能力。在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科学技术高端化、信息传播网络化等环境下，各国治理一方面遇到发展的机遇，另一方面也带来诸多严峻风险挑战。抵御风险挑战的抗压能力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问题，“应对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关键在党。”习近平指出“没有一个国家、民族的现代化是顺顺当当实现的”，“我们党建党近百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我们要增强机遇意识、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化危为机”，“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聚力攻坚克难的根本保证”，“我们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这些重要论述，凸显了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抗压能力的极端重要性。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治理现代性能力不能简单理解为行政能力，更要从党的领导能力上加以深刻把握。党的领导能力不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能力就无从谈起。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切实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与提高党的领导力相辅相成。这是党中央把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聚焦点的战略考量，也是从党的领导角度加深认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性的逻辑所在。

五、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的领域覆盖性

       国家治理是庞大的系统工程，既有内部结构，又有外在层面。内部结构主要表现在核心中轴、制度设计、组织设置、计划部署、运行机制等方面。外在层面主要表现在领域分布、过程关联、环节铺展、任务安排、目标指向等方面。国家治理的内部结构与外在层面相统一，才能确保国家治理形成格局的全面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中，一方面不断进行国家治理内部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形成国家治理外在层面的布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团结带领人民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注重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发展的关系，树立建设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 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奋斗目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了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党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国家治理布局的日益完善为新时代创新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国家治理的顶层设计，在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向前推进的创新发展中形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国家治理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法治、国 防和军队、国家安全、“一国两制”、外交建设以及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要在各方面各环节落实和体现。“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哪个领域、哪个方面、哪个环节缺失了弱化了，都会削弱党的力量，损害党和国家事业”，“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党是领导一切的，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军队，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企事业单位，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既各负其责，又相互配合，一个都不能少。”习近平的这些重要论述精辟揭示了国家治理的全领域覆盖现代化理念。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看我国国家治理优势，有两个显著特点至关重要。一是党长期执政，二是党全面领导。强化党的领导是巩固执政地位的前提，党的长期执政以党的全面领导为保证。党的长期执政和全面领导打造了我国富有韧劲的国家治理体系，锻造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治理能力。世界上许多国家机械采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理论，客观上造成政党与国家截然分开的结果，竞争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制度完全相脱离，执政党因缺乏集中统一领导的权威根本没有可能扮演国家领导角色。这样的制度设计给政党执政带来不确定性、可变性甚至是暂时性的因素，因此不可能在国家治理中形成像我国这样定期制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规划）、重大领域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规划纲要，也不可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三步走”发展战略、“两个十五年”步骤安排。

       新时代十年伟大历史性变革，体现党的领导覆盖国家治理各领域的成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历史决议重点从13个方面总结新时代各个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正是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发展作出的实效证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坚持党的领导不仅在理论上有了新认识，而且在实践中有了新探索，完善了党对一切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坚持把党的领导贯彻和体现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 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贯穿和落实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个时段和整个过程，必须在国家治理中不留领域盲区、方面遗漏和环节缝隙，确保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得到全方位的发挥。

六、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的资源整合性

       国家治理需要资源支撑，现代国家治理建立在充裕的资源基础上。从大的方面说，国家治理资源可以分为三大类型。一为行政资源，包括主体组织、制度和体制机制等；二为人力资源，包括党员、干部、群众等；三为物质资源，包括生产力、自然条件等。经验告诉我们，资源只有实现高度整合才能发挥最大价值，国家治理资源分散性与集中使用的矛盾是各国治理面临的普遍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的各种资源通过统一安排发挥作用的特点自始至终，党的领导为整合国家治理资源提供了政治前提和制度保证，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国家治理各种资源都在党的领导下统一安排、集中使用、合理调配，整合资源使党在领导国家发展进步中有效克服了许多困难，从而成功改变了一穷二白的面貌，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础上将中国带进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进程。

       党领导国家治理在物质资源整合方面的效能最具直观性。资源是动态发展的，既有可能流失和减少，也一定有丰富和增加，各种资源日益丰富才使国家发展进步成为可能。相对而言，物质资源是国家治理各种资源中变量系数最大的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一百多年的统治以及长期遭受战争破坏，国家建设资源非常匮乏，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供给紧张，再加上地域广袤、城乡差异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突出，如何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使用成为党进行治国理政的棘手问题。党首先采取计划经济体制，通过指令性计划统一调配各种物质资源，取得了恢复国民经济、奠定经济基础、平衡区域发展等方面的成绩。改革开放后，党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国家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商品充裕，物质资源得到极大丰富，为国家治理的物质资源整合创造了良好条件。

       新时代十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国一盘棋推进国家整体性发展，国家治理的各种资源形成高度整合，为推进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提供了强大支撑。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历史决议把“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作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是对党整合国家治理资源推动国家发展进步的经验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国内生产总值突破百万亿大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一万美元，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就物质资源而言，当今中国已经拥有雄厚的基础，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跨越使国家具备强大的实力，不仅在国内建设中具有施展身手的充足物质资源，而且也有了为世界作更大更多贡献的能力。

       必须指出，我国国家治理的资源整合以行政资源、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相统一而彰显优势。从三大类型资源的关系说，物质资源为行政资源和人力资源发挥作用奠定基础，行政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整合为物质资源合理使用提供前提。试想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假如没有行政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有效整合，物质资源无论怎样丰富，也会产生很多矛盾。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为例，这里说的“集中”包括行政、人力和物质三种类型资源的力量集中。我国办成的许多大事，如成功举办世博会、北京“双奥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等，都充分体现国家治理的资源整合优势。事实证明，有效整合国家治理资源可以取得1+1大于2的效果、让局部资源体现整体意义上的价值、使有限资源释放出无限作用的功能。

       党是国家治理资源整合的领导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需要四梁八柱来支撑，党是贯穿其中的总的骨架，党中央是顶梁柱。”党在国家政权结构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地位，决定了党在国家治理资源整合中的最高权威性。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要把各种国家治理的资源有效整合起来发挥整体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各种资源在统一安排下相互支撑，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

七、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