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的魏则西事件、雷洋事件，在舆论裹挟下发酵为公共事件，剧情演绎百转千折、跌宕起伏、高潮不断。“戏曲小舞台，社会大世界”，公共事件像一个哈哈镜，透析出时代的情势。
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不良倾向，值得高度重视：任何细微的观点都会受到呼应，也会遭到质疑，共识像雾霾天气中的洁净空气一样稀缺，多神并存的价值独立演变成“比坏”与“互害”。社会充满戾气，个人成为职业或政策的替罪羊，人人自危。
魏则西事件有几个讲法。首先是个体悲剧的故事。大学生魏则西得了绝症，各个大型正规医院都去诊断过，无法治疗。魏则西父母心有不甘，盲乱之中，找到了莆田系医院，死马当做活马医，结果人没救回来，钱也花光了。
从法律或事实的角度说，这个故事很清晰，是病人与医院的故事，是正规医院与游医医院的故事。假如故事到此戛然而止，那么也就不会被大众知道了。但是，之后这件事迅速发酵，掀起轩然大波，成为公共事件。
所谓公共事件，含义有二：第一，公共事件是一个信息传播事件，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介入与快速传播，使原本清晰的故事在传播过程中掺杂了真实、谣言与想象。第二，公共事件是一个权力想象事件，围绕公共权力质疑而接连发酵成环环相扣的想象故事：医疗事故、医改的失败、搜索工具百度之恶、政府监管的缺位，乃至最后延伸到制度批判。
正是在后来的变异版中，展现出社会意识形态的碎片化与共识的匮乏。评论者不但在整个事件中的发言主题不同，而且在同一主题下各自观点也迥异，唯一的共识大概就是情绪宣泄与权力批判。
因此，公共事件的真正问题并不是魏则西事件的细节真假（法律能够识别），也不是评论者的不同意见，而是共识缺失，弥漫着混乱的社会意识状态与社会意识黏性的丧失。
近些年中国一再出现非黑即白、思潮站队的两个舆论场。
2014年初，央视东莞扫黄，民间甚至出现了“出卖精神的打击出卖肉体的”评论，将两个舆论场的截然对立表现得淋漓尽致。
“官方媒体”也许有背书的嫌疑，但道德自居的社会领域也形成了“政治正确”的思维方式。两种“政治正确”同时存在，泾渭分明，在站队式舆论中，任何相对理性或客观的思考，都将无所表达，它不是被官方认为是代表民间而打击，就是被民间认定为官方背书而痛斥，判断不再是事实辨别而是价值立场。
两个舆论场，不但碎化了既有的公共信仰与判断，将随事而易的表达强制为两种非此即彼的政治斗争，使阴谋论盛行，将怀疑主义发展为虚无主义，更重要的是，它轻易放过了最为直接的、真实的，基于情节的真假、正误的判断与惩罚。
共识缺乏导致的互不信任造成了人人自危，个体生命背负起职业或政策的罪责，成为替罪羊。例如，医生和教师是我们这个社会中至为特殊的群体，他们一个救治身体，一个护卫灵魂，其职业具有超然的公共道德属性。
作为现实中的私人个体，当然有害群之马、道德败坏者，将之去除并不意味着要矮化这个职业的尊严。然而，近年来，由于医疗制度与教育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一线的医生、教师成为患者与学生的伤害对象，一件件杀医案、一桩桩伤师案，没有最惨，只有更惨，其实伤害的是这个社会的良知。
正如虽然官员腐败，让人厌恶，但是绝不能由此累及对官员或公权力的信任，否则这个社会的正义何在，生活在此环境中的人们，又有何盼头与希望？
共识与希望，不是经验多少的问题，而是价值信仰的问题。当公论都消失的时候，这个社会将陷入价值混乱之中。
共识的消逝与人人自危的状态，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会产生不确定性的影响。我们的经济，既不是西方的市场经济，也不是传统的伦理经济，市场和伦理在中国经济奇迹里都有贡献，但是我们没法解释它，给国人一个稳定预期的解释。
我们的社会伦理，人人向钱看，小悦悦事件不断刷新伦理底线。这些基础理论的空虚使国人像失去方向感的蚂蚁，晕头转向而互相戕害。
当前的困难则是没有目标和方向感的困难，像一个勃发的青年人，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稳定生活，四处出击，青春期让他无所适从。五代十国也出现礼崩乐坏，但是我们不知道未来是否能够有宋儒的成功。
在这样一个共识匮乏的时代，我们可以做什么？
既然不能仰赖于外部，唯有回归内心，从自己的信仰做起。每个人都做到扪心自问、言而有信、信而有义、义而有行，重新建立起政治的规范来。
这不是传统儒家讲的自然而然的修齐治平，而是在修齐内省的基础上，主动以积极而建设的态度参与公共生活，以结构化的情势迫使权力回到它本来应该行使的轨道上。
由远而近，未尝不是一种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