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中。通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以达到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目标。在某种意义上，这一举措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重要的改革议题之一。在2013年5月24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就提出：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在这里，笔者仅从政治的角度来探讨：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改革议题的政治意涵是什么，也就是解释生态文明如何被提升为国家政治？
战略层面：上升到总体布局高度
中国政府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的认识，有一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再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一过程就鲜明地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渐变、渐进的过程。
从这一变化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生态文明建设”赫然在列，已经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总体布局的高度，并成为了今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要议题之一。
这一变化，不仅仅意味着它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表现出的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的真切回应，更意味着在我国今后的发展进程中，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真正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部过程。当然，这也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走向全面和系统，意味着当代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通过对人类历史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因生态问题引起的兴衰、沉浮的思考，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即深刻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那同一种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历史，同样证明了恩格斯的观点。一些国家以破坏生态为代价而取得的经济发展，到头来必须反过来为治理环境污染而劳神费力。其实，这也暗合了中国的一句古话：欲速则不达。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也必须从历史那里汲取教训。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因此，在历史面前，以及在当前中国发展进程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严峻现实面前，我们已经没有理由不去思考生态问题、改善生态问题了。习近平就明确指出：“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也因此，我们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总体布局之中，可谓是基于历史的启示和对当代中国现实的回应。
战术层面：纳入到现实政治过程
基于历史的启示，特别是基于对当代中国现实的回应，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总体布局之中，那么，体现在战术层面，则表现为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重要的政治议程之一，并成为政治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生态问题已不再仅仅是生态问题，它已经成为必须直面的、也相当迫切的政治问题了。例如，在我国30多年突飞猛进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由于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已经严重影响着（甚至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日常的衣食住行和身体健康，对此，不仅环境保护人士和组织反应十分强烈，而且普通民众也非常关注，由此而引发的突发群体性事件也不断增多。这即可以看作是生态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了。
因为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安全的食品、优美的环境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生态环境在人民群众的生活幸福指数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关乎人民群众福祉、关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民生问题，成为关乎中华民族发展的长远利益、关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顺利实施、关乎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政治问题。因此，从人民群众的福祉和根本利益出发、从中华民族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顺利实施出发、从巩固中共的执政地位出发，亟需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现实的政治过程中来，亟需把保护好生态环境当作政治问题来加以对待和解决。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发表演说时的一番话，即可以看作是中国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问题上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他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了真正把保护生态环境的目标落到实处，不仅需要观念领域的转变，需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而且更需要具体的政策和措施的保障。习近平强调，“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最重要的是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应当说，党和政府为此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例如，2013年12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印发了《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对于“造成生态严重破坏的”、“盲目举债留下一摊子烂账的”，已离任的也要追责。可以说，这一举措纠正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实行的简单的以GDP排名论英雄的做法，开启了干部考评新导向。又如，2014年制定的《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规定，为督促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切实履行环境保护的责任，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保护群众的环境权益，环境保护部可以约见未履行环境保护职责，或履行职责不到位的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有关负责人。在某种意义上，环保部的督查约谈已成为悬在地方政府头上的“利剑”。总体而言，这些具体的政策和措施，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把环境问题化作具体的行政（政治）责任、乃至政治伦理责任，而通过这些责任的落实，在实际上已经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了现实的政治过程之中了。
目标层面：意味着对善治的追求
所谓善治，就是指良好的治理，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在当前的中国，在不少地方，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成为制约人民群众幸福指数提升的瓶颈，成为制约当地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阻力。因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在一定意义上，即意味着对善治的追求。
习近平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句话可以说是深刻体现了：通过生态文明建设以实现善治的目标。也就是说，保护好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利和根本利益；只有保护好生态环境，才能称得上是对人民群众福祉的负责，才能称得上是对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利、发展权利的尊重；只有建成“美丽中国”，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因生态问题引发的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风险，才能为中共执政赢得民意和政治上的认同。换句话说，生态环境的改善，不仅仅意味着民生的改善，而且也意味着中共执政方式的改善，意味着中共执政能力的提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总体布局的高度，并有机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全过程，这自然意味着中国政府对善治的追求。
譬如，前面提到的环保部对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的督查约谈，即可以看作是善治的一部分。因为督查约谈的目的在于：着力解决环境质量改善与人民群众的需求之间的差距，着力解决影响科学发展和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着力解决盲目追求一时的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而对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标准的改变，把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之中，不仅标志着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政治议程和政治过程，标志着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提高，而且也标志着对领导干部素养要求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