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作者自2003年起撰写西方思想界的年度综述评论。目前由《澎湃新闻·上海书评》首发。本文的网络版分为上、下两篇发表，并略去部分内容和全部文献注释。完整的印刷版将在《学海》杂志发表。此前十七年的述评文章已结集收入《2000年以来的西方》（当代世界出版社2021年）出版。
上篇·美国大选与民主危机
序言：漫长的告别
如期而至的政治危机
特朗普现象的根源
偶像的黄昏尚未来临
下篇·国际变局与欧洲趋势
难以修复的旧秩序
现实主义的战略转向
欧洲的关键时刻
马克龙的反击
难以修复的旧秩序
在过去四年，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变化莫测，困扰着世界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原有的国际秩序受到严重的冲击，也处在一个异常状态。美国大选的结局带给许多人些许的安慰——至少惊魂不定的日子终于过去了，似乎可以期待一个回归常态的世界。
但片刻的慰藉很快被新生的忧患所吞噬：原先的常态秩序远不是一个令人向往的世界。至少从十多年前开始，所谓“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就一直处于颓势，遭受的怀疑与批评之声也连绵不绝。著名学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称之为“神话”，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视其为“大幻觉”，还有戏称其“既不自由、也非国际，而且无序”的讥讽之辞也广为流传。
当然，持续讨论一个持续衰败的事物，这本身意味着它衰而未死。作为既有范式的自由国际秩序之所以尚未彻底消失，并不在于其残存力量仍然强大，而是因为各种替代性的新选项更加令人怀疑或模糊不清。
2020年似乎到了范式转换的时刻。在经历了新冠疫情的冲击与美国政治的危机之后，自由国际秩序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世界格局面临两种可能的选项：修复既有的秩序，或者创造一种新的秩序。无论作何选择，其前景都取决于主导国家的意愿与能力。
由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还有可能修复吗？新任总统拜登表达了明确的意愿。
早在2017年1月18日（特朗普即将就任的前夕），拜登曾在“达沃斯论坛”上呼吁：“显然，近年来支持这一体系的共识正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越来越大的压力……我们必须采取紧急行动来捍卫自由国际秩序。”
2017年1月18日，拜登在“达沃斯论坛”发表讲话。
在2020年竞选期间，拜登在《外交事务》3/4月号发表文章，题为“为什么美国必须重新引领”。文章批评特朗普“灾难性的外交政策”对国际秩序造成的破坏，尤其是对盟友和伙伴关系的损害，以及对民主价值的背弃。拜登构想的国际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回归到奥巴马时代的基本方针，但更强调外交决策必须有利于国内政治与经济的复兴，也更注重加固民主国家的国际同盟，并显示出对美国主要竞争对手更为明确的强硬立场。
2021年2月4日，拜登在国务院发表上任以来首次外交政策的讲话，其基本精神与前文一致，主张加强与全球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并坚持美国的价值理念。他宣告“美国回来了”，实际上表达了对未来世界的愿景：美国将重返其主导地位，致力于修复已经衰败的自由国际秩序。新政府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团队主要由民主党的建制派构成，显示了对这一愿景的肯认。
拜登是一位擅长国际事务的老练政治家，曾担任两届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在长达八年的副总统生涯中，他深度介入了奥巴马的外交构想与实践。然而，老练稳健的另一面可能是陈腐守旧。他虽然意识到新形势下的挑战，但选择的应对方案却难以摆脱原有范式的局限。
真正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美国还有可能重建自由国际秩序吗？
阅读过去一年发表的几十篇相关评论后会发现，只有极少数论者对此抱有相对积极的态度，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是其中之一。他在《外交事务》2020年7/8月号发表文章，主张重建“下一个自由秩序”。然而他的论证主要诉诸“必要性”的理由：世界各国处在复杂而深度的相互依赖之中，“现代性问题”造成的全球危机需要有全球合作的解决方案，自由国际秩序虽有缺陷，但很难找到更好的替代性选项。他建议从1930年代“罗斯福新政”的遗产中获得启示，重塑一个以美国为核心、以自由民主国家联盟为基础的多边主义的自由秩序。
然而，对必要性理由的论述无法支持可行性论证。伊肯伯里的文章很少触及当今背景下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能力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专家学者和评论家对自由国际秩序的修复提出了悲观或怀疑的判断，其中包括韦瑟（Stephen Wertheim）、麦克塔格（Tom Mctague）、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科什纳（Jonathan Kirshner）、哈斯（Richard Haass）、莱恩（Christopher Layne），古德吉尔（James Goldgeier）和詹特森（Bruce W. Jentleson），以及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和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等人的文章与对话录（分别刊于《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Project Syndicate、《外交事务》和《外交政策》）。
综合他们的分析论述可以发现，重建自由国际秩序的努力至少会遇到三方面的阻力。
首先，远在特朗普执政之前，已经出现了扎卡里亚所说的“其余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趋势，表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的经济与军事力量仍然位居世界之首，但在全球的相对权重已经显著下降。这种衰落将减弱美国提供全球公共品和干预区域事务的能力。另外，虽然美国一直从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获益，但普通民众对此缺乏直接的切身感受，他们反而对于为阿富汗与伊拉克这两场持久战争付出的代价更加敏感。大多数美国民众反对在国际事务上“浪费资源”，赞成“美国优先”的转向。在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拜登“让美国重新引领世界”的雄心，将面对国内民众及议会代表的反弹阻力。
《外交事务》杂志3/4月号
其次，自由国际秩序的基础是欧美之间的“跨大西洋联盟”。但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过去四年，特朗普恶化了与欧洲盟友的关系。许多欧洲国家已经体验到、甚至适应了“失去美国保护”的局势。同时，美国两党的政治极化不断加深，弱化了其外交政策的持续稳定。为了规避美国政局动荡的风险，欧洲也需要降低对美国的依赖。相应地，欧洲追求自主性的诉求日渐高涨，马克龙宣扬“欧洲主权”的理念，试图通过欧盟来复兴法国的影响力。德国也有意愿寻求欧洲的自主性，主要因为德国公众态度的转变，以及对进入中国市场的需求。因此，拜登期望与欧洲盟友“重修旧好”从而巩固“跨大西洋联盟”的计划，将会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最后，重建“自由国际秩序”也会面临来自中国的挑战。拜登的对华政策尚未完全成型。他声称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但同时表示“只要符合美国利益，愿意与中国展开合作”。在2021年2月19日“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在线会议上，拜登呼吁盟友联合一致，做好“与中国长期战略竞争”的准备。3月3日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John Blinken）在白宫发表长达二十八分钟的演讲，向美国人民介绍新政府的主要外交政策，其中将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列入八项优先任务之一。布林肯强调，美国面临着若干国家的挑战，但来自中国的挑战与众不同，这是“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因为“中国是唯一——以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的力量——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严峻挑战的国家”。他指出，美国与中国关系将会是三种类型并存：“竞争如果应该，合作如果可能，对抗如果必要”，而这三者的共同基础是“需要从强势地位与中国打交道”。为此，布林肯重申了与盟国和伙伴合作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结合在一起的权重是中国更难以忽视的”。
拜登任命的国家安全与亚洲事务的官员背景，以及他们的公开言论，都显示新政府倾向于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但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国际问题专家都强调必须防止中美冲突升级，避免走向“新冷战”或热战。《大西洋月刊》的一篇评论指出，与冷战时代美国的对手不同，中国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的财富、活力和技术进步（尽管与美国还有差距）。更重要的是，中国具有苏联从未拥有的一种“武器”：能够在经济冲突中（借用形容核战争的术语MAD）“确保相互经济毁灭”（mutually assured economic destruction）。在此局势下，一部分国家希望能同时与中美两国保持良好关系，它们很难全心投入一个由美国主导但却排斥或对抗中国的国际秩序。
从哈斯对“后美国世界”的描述，到古德吉尔阐述的“美国并不具有领导世界的天然资格”，都试图论证美国难以恢复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拜登声称“美国回来了”，但世界已经改变。未来的发展甚至有可能走向两次大战之间的格局。
现实主义的战略转向
美国外交战略具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双重性，在实践中也有此消彼长的历史记录。2020年国际政治论述中出现一种明显动向，就是预判美国会再次转向现实主义，体现为全球的战略收缩（retrenchment）。实际上，美国的战略收缩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已经开始，特朗普只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
兰德公司在2021年1月发表其“国家安全研究部”（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Division）的一份报告，题为“实施克制”（Implementing Restraint），副标题为“美国区域安全政策转向运用一种现实主义的克制大战略”。这份长达一百八十二页的报告全面介绍和评估了“克制大战略”的主张，这是与“主流外交政策界”不同的另类选项。
需要注意的是，这份报告本身并不是推举克制战略的政策建议，而是试图解释，如果选择这种战略，美国在关键区域的安全政策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因此是“为了帮助美国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理解这一选项”。
报告的作者将克制大战略的倡导者视为一个学派，他们以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为指南来构想美国外交的大战略。与当前主流的大战略相比，他们对美国利益的界定更为狭窄，对美国面临威胁的评估也更低。报告援用一个理论模式显示，在“总体支配”与“孤立主义”两极之间的连续谱中，存在多种可能的大战略选项。
美国的“克制大战略”与“霸权大战略”比较
美国在冷战后的外交政策采用了靠近“总体支配”一级的“霸权大战略”（Hegemonic grand strategies），这需要更高程度的军事介入。但如果美国在国内外各种制约下无法延续这种战略，就需要向“孤立主义”一端移动，转变为“克制大战略”（Restrained grand strategies），相应地将减少或保持最低限度的军事介入。
报告总结了克制战略的一些主要观点。克制派认为，主流外交政策界夸大了一些国家对美国的威胁。他们主张，应当更多依靠外交手段来解决利益冲突，对使用武力的门槛要求更高，鼓励其他国家发挥领导作用，并保留美国的军事实力用于捍卫自身的重大利益等。克制战略的一些倡导者寻求与俄罗斯和伊朗展开更多的合作，但对于美国的亚太战略存在分歧。他们发现在东亚、欧洲或波斯湾地区一个强大国家的崛起将危及美国的重大利益，但对于如何确认这种威胁正在出现尚未提出指南。由于中国显著的军事能力，他们呼吁美国在东亚要比在其他地区发挥更大的军事作用。
总之，在现实主义的克制大战略下，“美国将对其他大国采取更具合作性的方式，减少其军事规模和前沿军事存在，结束或重新谈判美国的一些安全承诺”。
报告指出，克制大战略常常被误解为孤立主义，但两者存在明显的区别。克制战略认为，美国应该减少在许多地区的介入，但并不主张在任何情况下都停止介入关键地区的安全事务，这不同于孤立主义更极端的战略收缩。报告的作者建议，需要进一步鉴定克制大战略的核心主张，以验证和完善其政策处方，并对其风险和代价做出评估。
兰德公司的这份报告如此认真对待克制大战略，表明美国的外交战略界开始重视“范式转换”的可能，如果拜登无法实现修复国际秩序的构想，可以转向新的备选方案，实施更为现实主义的战略收缩。
如果美国完全放弃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角色，自由国际秩序终将崩溃吗？这对美国又意味着什么呢？《外交事务》杂志将最近四年发表的相关文章汇编成专辑《特朗普的世界》，收录专辑的最后一篇文章题为“无赖超级大国：为什么这可能是一个非自由主义的美国世纪”，作者是塔夫茨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的副教授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他同时介入智库的研究工作，还有长达五年学习中文的履历（其中两年在中国留学）。这篇文章视角独特，观点新颖，相当值得关注。
贝克利认为，让美国重新引领世界、修复自由国际秩序的规划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但文章没有沿袭“美国衰落论”的老调，而是指出了美国保持强大的另一种前景。
作者否定了主流观点的默认前提——国家强大必定领导世界，其实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关联（正如班级中“学霸”未必要当班长）。他的核心主张是，美国完全可以放弃领导世界的责任，同时仍然保持头号大国的地位。正如文章标题所示，这样的美国不再是国际秩序的主导者，而是转变为一个“无赖超级大国”（Rogue Superpower）；这个世纪也不再是一个自由秩序的世纪，却仍然是“美国的世纪”，一个“非自由主义的美国世纪”（illiberal American Century）。
《无赖超级大国：为什么这可能是一个非自由主义的美国世纪》作者迈克尔·贝克利
贝克利提出了三个主要论证：首先，这种前景是对美国传统的回归；其次，美国有能力在未来实现；最后，在后冷战时代，这是最具现实可行性的战略。
首先，“美国优先”取向的外交政策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不会由于特朗普离任而消失，因为“特朗普的方式并没有脱离常轨，而是潜入了一种贯穿于美国政治文化的潮流”——美国在其大部分历史时期中是一个“超然的大国”。
作者分析指出，美国能够超然独立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因为它与其他强国不同，美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到1880年代之后，“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最大的消费市场以及领先的制造商和能源生产者，有浩瀚的自然资源，但没有重大威胁”。由于其国内的天然优势，美国几乎没有兴趣在海外结盟。直到1945年之前，美国主要以金钱与物质安全来界定自身的利益，在积极追求这种狭隘利益的时候，几乎不在乎对其余世界的影响。那时的美国既不与任何国家结盟（只在独立战争时期与法国有过结盟），也不介入国际组织与体制，而且是世界上关税最高的国家之一。虽然美国拥护自由主义的价值，但只是选择性地在国内外运用。
冷战改变了美国的超然传统。由于需要强大的伙伴支持来遏制来自苏联阵营的威胁，美国铸造了一个联盟，为几十个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以及对美国市场的便捷准入。但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承担全球领导者的必要性逐渐消失，而其弊端却日益显著。虽然有许多政治精英仍然热衷于美国的自由主义霸权，但遭到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抵制。
其次，美国有能力重返传统的超然大国的位置。贝克利的这一判断依据两个重要的长程变量：人口结构与技术能力。
世界人口老龄化的总体趋势非常显著，但对各国造成的冲击并不相同。作者着眼于从二十到四十九岁年龄段的“年轻人口”变化，因为他们是最重要的劳动力和消费人群。文章引用数据指出，在未来五十年，世界前二十个最大的经济体当中，只有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三个国家的年轻人口会持续增长。相比之下，中国的年轻人口将会减少二点二五亿，占目前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之多（日本将缩减百分之四十二，俄罗斯百分之二十三，德国百分之十七）。印度的年轻人口会增长到2040年，然后会迅速下降。相比之下，美国年轻人口将会增长百分之十，具有明显的优势。
在未来五十年，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需要为养老金和老年医疗投入更高比例的GDP（俄国将增加近百分之五十，中国将增加近三倍），这会影响它们军事开支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扩大它们与美国之间的军力差距。美国因此也更少依赖同盟来确保安全。
与人口结构指标类似，美国的技术能力指标也处在领先地位。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公司和专家的数量是中国（位居第二）的近五倍，其软件与硬件的世界市场份额也是中国的数倍。美国可以利用先进的自动化优势，在国内建立垂直一体化的工厂（vertically integrated factories），以此取代庞杂的全球供应链。人工智能也将促进许多外包的服务业回流美国。这或许不能增加多少国内的就业机会，但会大大降低美国对海外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的依赖。
基于对人口与技术指标的分析，贝克利认为，美国将重新获得传统的自给自足的优势。目前美国的市场规模已经等于其后五个国家的总和，对外贸和投资的依赖程度几乎低于其他任何国家。到2040年，美国将成为全球“唯一拥有持续增长的庞大市场和财政能力的国家，得以支撑其全球性的军事存在。同时，新技术将减少美国对外国劳动力与资源的依赖，并为美军装备新的工具，以遏制其大国对手的领土扩张”，这些优势将使美国保持其“具有世界支配地位的经济和军事的权势”。
最后，在大部分西方国家经济衰落的趋势中，在民族主义普遍蔓延的背景下，由美国主导来修复自由国际秩序的努力，将会在国内外遇到重重障碍，而且对增进美国利益而言收效甚微。因此，美国更可能的选择，既不是孤立主义，也不是国际主义，而是像一个“无赖超级大国”：“可以保有盟友，但要让它们为受到的保护付出更多；可以签署贸易协议，但只与那些接受美国规制标准的国家签署；也可以参与国际组织，但只要它们的行动有悖于美国利益就威胁退出；也可以促进民主和人权，但主要用来动摇地缘政治对手的稳定。”
贝克利认为，这样一种更为民族主义取向的对外方针，与主导全球的自由秩序相比显得“吝啬而乏味”，但更为现实可行，而且最终也更有效地让自由世界联合起来。
这篇文章实际上为特朗普的国际战略提出了正当化的理论阐释，其分析和判断或许轻率和片面，但不可忽视作者勾勒的一种可能前景：如果自由国际秩序最终崩溃，美国反倒得以抽身而出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凭借人口与技术的相对优势，在自给自足的内循环中，做一个摆脱国际责任的“无赖超级大国”。
实际上，美国虚伪面具下的无赖行径早已在无数国际正义之声的批判下暴露无遗。但是，如果它终于决定丢弃所有虚伪的面具，成为一个赤裸裸的无赖，这个世界的未来会完全被霍布斯的“丛林法则”所支配吗？这种可能的前景值得关注与警觉。
欧洲的关键时刻
新冠疫情对欧洲经济造成了重创。2020年欧盟接待国际旅客的人数下降了百分之七十，欧元区经济缩减近百分之八，财政赤字从前一年的百分之零点六飙升到了百分之八点五。公共债务的比例也从百分之八十六攀升到百分之一百零三。而疫情的影响至今还没有结束，经济复苏至少需要两年，才可能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水平。
欧洲领导人将疫情的冲击视为“二战以来对欧洲最严重的挑战”，认为欧洲进入了关键时刻。但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近十多年来欧盟多次陷入危机时刻：从欧元债务危机、难民危机到英国脱欧危机。而每当危机爆发，就会看到“欧盟解体”的疑云遍布，成为生死存亡的时刻。
早在2020年4月初，哈斯（Richard Haass）就发出悲观的预告。他在《外交事务》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在疫情的威胁下，每个欧洲国家都只关注本国边境的管控，几乎都是独自应对疫情及其经济影响。例如，德国一度禁止医疗援助物资和设备的出口，而当时邻国意大利的死亡人数正令人恐怖地激增。他认为这种“各自为政”的现象显示，“欧盟的规划已经失去了动力”。其实，“远在这场危机之前，人们就对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丧失了热情（英国脱欧就是明显的例证）”。
但哈斯的预言过于悲观了。正如英国脱欧并没有引发“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欧盟没有继续放任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而是提出了虽不够及时却相当有力的回应措施。5月27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一份经济复苏提案，名为《欧洲的关键时刻：修复以及为下一代的准备》。7月21日，欧盟特别峰会达成“历史性协议”，为大规模经济复兴制定了总额为一万八千二百四十三亿欧元的一系列财政计划，其中包含一万零七百四十三亿欧元的七年长期财政框架预算，以及七千五百亿欧元的复苏基金（名为“欧盟下一代”计划），用于疫情后的经济纾困与重建。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欧盟首次以共同债务的方式借款，以联盟赤字来应对经济冲击。有评论家认为，这项协议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具有里程碑意义。
欧盟通过了经济复苏计划
实际上，这项复苏计划来之不易，也经过了曲折的谈判协商。设立复苏基金的动议，最初由马克龙在3月提出（Corona-Fonds），但当时没有获得其他国家的响应，舆论界也对此持怀疑的态度。出乎意料的是，在经过多次磋商后，德国表达了明确的支持。默克尔表示，陷入危机的欧洲经济需要救助，德国也需要一个强大的欧洲经济来维护自己的持续繁荣。基于这种互惠的理由，她决定支持欧盟成员国共同举债，避免疫情导致经济崩溃。5月18日德法两国联合提议建立五千亿欧元的纾困复苏基金，欧盟委员会最终追加了百分之五十的额度，扭转了欧洲普遍的低落情绪，媒体也予以热烈的反响。许多评论都援用德国财政部官员的比喻——称之为欧洲的“汉密尔顿时刻”，意味着欧盟在走向“财政联盟”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默克尔的立场转变也备受关注。这位沉稳老练的政治家，在面对国内政治派系与民意的压力下，对欧盟事务时而表现出谨慎犹豫的态度，这与马克龙热烈而坚定的欧洲主义立场形成明显的反差。但默克尔面对这次危机时刻的选择，显示出她是值得信任与尊敬的欧洲领导人。有评论说，她虽然不像马克龙那样喜欢谈论宏大的欧洲愿景，但从未放弃对欧盟事业的支持，她只是需要找到一个最佳的契机，来实现德国与欧盟共同一致的利益。默克尔将在2021年9月卸任，这可能是她留给欧洲事业最后的政治遗产。
哲学家哈贝马斯也被默克尔的转变所触动。2020年10月，在两德统一三十周年前夕，九十一岁的哈贝马斯发表长达五十页的文章，题为“三十年之后，德国的第二次机会”，副标题是“默克尔的欧洲政策变化与德国统一进程”。哈贝马斯一直是欧盟事业坚定的捍卫者和理论家，他对马克龙的欧洲主义理想大加赞赏，也抱有很高的期望。相比之下，对于默克尔相对保守的立场，他心存疑虑，还曾批评过默克尔在欧元债务危机时期主导的“紧缩政策”。这次默克尔在欧洲政策上的变化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
哈贝马斯发表《三十年之后，德国的第二次机会》
在哈贝马斯的视野中，三十年前东西两德的统一与欧洲一体化的事业是高度一致的，都要求德国人为欧洲的共同事业放弃狭隘的利己主义。他相信，欧盟需要实质性的深度一体化，才能确立欧洲的主权自治，才能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同时也才能解决历史遗留的所谓“德国问题”：欧洲邻国担忧，德国可能将欧洲变成一个“德国的欧洲”。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在欧盟深度一体化的框架中，才能抵制德国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让“德国的欧洲”的野心，转变为“欧洲的德国”的理想。而默克尔的变化正是推动这种转变的努力，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是两德统一三十年之后“德国的第二次机会”。
这项复苏基金方案需获得二十七个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最后提交欧洲议会批准后才正式生效，其中涉及的争论与谈判过程一波三折。起初，方案遭到“节俭四国”（奥地利、荷兰、瑞典和丹麦）的反对，对基金的规模、来源和使用方式等问题提出质疑。随后又遭到匈牙利和波兰领导人的抵制，他们拒绝方案中附加的“法治条款”（要求成员国政府以“遵守法治”为前提条件才能使用这项基金）。由于这两个国家曾有涉嫌违背欧盟法治标准的行为，引起过不少争议和司法纠纷，但在它们的领导人看来，这项法治条款限制具有特定的针对性，威胁了成员国的主权原则。
在几个月的谈判过程中，默克尔发挥了重要作用（她当时担任欧洲理事会的轮值主席），最终在成员国之间达成了折中方案。2021年2月10日，欧洲议会批准了六千七百二十五亿欧元的基金方案RRF（Recovery and Resilience Facility），这是七千五百亿欧元复苏计划的主体部分。
无论是复苏计划的启动，还是其艰难的谈判过程，都反映出欧盟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难题，包括南北欧洲国家之间的差异，欧盟新老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在缺乏真正财政联盟的条件下，欧洲共同市场与货币同盟难以协调治理的困境，欧盟治理与各成员国主权之间的紧张，以及在文化上欧洲主义者与“疑欧派”之间的冲突。这次欧盟的复苏计划突破了欧元债务危机时期的政策限制，首次实现了成员国之间的债务共担与转移支付，但这未必是迈向财政同盟的制度化进展，也可能只是应对经济濒临崩溃的一项临时性举措。
2020年6月初，《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家沃尔夫（Martin Wolf）发表评论指出，这项复苏方案展示了德法两国领导人“决心用尽一切努力来维护欧盟”，对欧盟更长远的未来具有变革性的意义。但这项措施并不是致力于让成员国“信奉财政义务的议程”，而且因为“欧盟缺乏一个联邦政府的程序，预算方案必须经由全体同意才能致通过”，因此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汉密尔顿时刻”。但沃尔夫认为，这项方案展现了欧盟的团结，也创造了一种由欧盟税收来资助的独特经济手段，“在象征意义上迈出了进展的一大步”。
被誉为“欧洲一体化之父”的莫内（Jean Monnet）有一句名言，“危机是最伟大的联合者”。每当欧盟的事业出现危机，都是对所谓“莫内方法”的一次考验。在这次危机中莫内方法仍然有效：团结与共识最终压倒了疏离与分歧，欧洲一体化似乎又迎来云开雾散的景象，直到下一次危机的来临。
英国在2020年1月31日启动脱欧程序，经过十一个月的“过渡期”之后，在12月31日正式脱离欧盟。距离英国“脱欧公投”（2016年6月23日）已有四年半之久，对于脱欧的是非与得失仍然存在着争论。
《德国之声》12月25日发表评论说，约翰逊（Boris Johnson）首相执迷于陈旧过时的国家主权观念。在当今世界，每一个参与国际组织与协议的国家都会受到约束，从而让渡一小部分主权，但同时也在合作中受益，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就失去了独立和主权。因此，对于英国终于能“抛开欧盟的枷锁”再次获得独立的期待是误导性的谬论。英国并没有在全球贸易谈判获得任何优势，对于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欧盟之外的最大贸易伙伴）甚至还没有协议的踪影，英国确实与日本和新加坡签署了协议，但几乎照抄了欧盟与这两个国家已经商定的协议。文章的结论是，脱欧是一场骗局，英国如果留在欧盟其实会更好。
那么，英国脱欧只是偶然的事件还是有其必然性？政治经济学家、英国上议院议员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认为，英国脱欧反映出欧盟本身的结构性矛盾，并非偶然事件。2021年1月18日，他在Project Syndicate发表文章指出，人们很容易将脱欧看作前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战术性误判”造成的结果，但事后回顾来看，英国离开欧盟有其“不可避免”的因素。
破裂肇始于1992年，英国坚持保留英镑，拒绝加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建立的“经济与货币联盟”（EMU）。而在欧元区危机之后，欧盟尝试性开展联邦主义式的国家建构（包括迈向财政联盟、银行联盟以及扩展欧洲央行的功能），以增强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和欧洲央行的监督权和监控权。就此而言，脱欧派正确地预见了“欧盟经济结构中的联邦主义逻辑”，他们对此持有异议。
但问题在于，联邦主义真是欧洲的宿命吗？许多联邦主义者相信，“如果欧盟的二十七个成员不能彻底推进达到政治联盟，欧洲就将完全退化为民族国家的简单叠加”。但斯基德尔斯基认为，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选择是错误的。实际上，欧洲有多种可能的前景。比如，德国前财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曾提出一种“可变几何”（variable geometry）的欧洲：欧盟的核心成员国走向充分联邦化，而地中海国家可选择更具弹性的安排。另外，政治学家帕布斯特（Adrian Pabst）提出过一种“现代化版本的封建制”：一种基于社会关系的现实而非法律契约的欧洲，由“混合体制、重叠司法辖区、多重成员身份、多中心权威以及多层级治理”组成的欧洲。这是一种公民社会的前景，它能够承担所有必要的经济管理任务，而无需那种联邦主义者相信必不可少的中央控制。
作者相信，“假如欧洲沿着这些路线演化，英国可能不会那么疏远欧盟，因为欧盟本身就会不同”。但这些具有吸引力的模式没有成为现实，可能有多种原因，其中重要的顾虑是“封建制”不利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在历史上，首先实现了经济起飞的是西北欧出现的统一民族国家。而今天的民主国家需要成功地结合地方主义和集中化的控制，后者是经济增长与平等的基础。“也许欧洲能够实现这种结合，但英国脱欧表明，我们还没有找到这条路。”
《卫报周刊》：《脱欧的现实》
关于“欧洲的未来”，德国《时代》（Die Zeit）周报2020年3月发表作家拉杜纳（Ulrich Ladurner）的访谈，他强调“欧盟是一个在建工程的经典范例，一个结局开放的过程”，可能正走在通向联邦国家的路途中，但这条道路漫长而艰辛，并且无法确定是否能抵达这个最终目标。
德国人愿意超越民族国家，致力于欧洲的事业，因为他们从历史中汲取了教训，不过也可以说，这是由于欧盟“给了德国人一次摆脱自己历史的机会”。但其他国家并不热衷于“超越民族国家的方案”，许多欧洲人曾以自己民族的名义来抵抗纳粹，他们对欧洲的愿景常常与德国人不同。在另一方面，欧盟正逐渐获得能力在世界舞台上代表欧洲的利益。“如果欧洲想要保持自由，就必须拥有主权。”但获得这一主权的方式是日复一日、缓慢积累的进步过程。“那些没有耐心的人应当明白，欧洲是这样一种理念，民族国家之间能够为了相互受益而合作，有时更为密切，有时则不然。这听起来平淡无奇，但到目前为止这是既有的最好理念。”
马克龙的反击
英国脱欧之后，法国成为欧盟唯一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且随着默克尔的任期即将结束，马克龙已被视为欧洲最有影响力的政治领导人。他本人对此有明确的自觉意识。2020年11月16日《欧洲大陆》（Le Grand Continent）杂志刊登对马克龙的长篇访谈，同时以六种语言发表，题为“马克龙纲领”（The Macron Doctrine）。
透过新冠疫情的蔓延以及恐怖主义袭击事件，马克龙看到当代世界的结构性危机。他批评几十年来“金融化的资本主义”的弊端，造成对气候与自然环境的破坏，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问题。他因此提倡以新的“巴黎共识”取代陈旧的“华盛顿共识”。从反思新数字技术对公共文化的影响，到探讨地缘政治变化对国际秩序的挑战，马克龙再次强调欧洲主权与战略自主的重要性，主张需要“一个强大和政治化的欧洲”来防止美中两国形成双垄断的格局，避免回到区域大国的敌对状态。他试图建立一个国际事务的新框架，一方面“重新回到实用的国际合作道路”，以防止战争并应对当前的挑战，一方面在世界舞台上增强“欧洲自己的声音、力量和原则”。
同时，马克龙关切欧洲价值的普遍性所面临的威胁。俄罗斯等威权国家助长了价值相对主义，而宗教激进势力形成了特殊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共和国的政治原则造成冲击。他坚持法国尊重宗教自由，“所有公民都能够如其所愿实践他们的信仰”，但强调共和国赋予公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的尊重，“因为我们首先是公民”。马克龙期望在整个欧洲展开辩论、对话和反思，来澄清这些复杂的重大问题，确立其中的共同利益与力量。最后，他相信“存在一个有待被创造的世界，我们已经在创造，但我们需要更清晰地展现它”。
在这篇长达二十九页的访谈中，这位四十三岁的法国总统显露了他的视野与抱负，表达对重大议题的思考与立场。马克龙的年轻气盛以及哲学气质容易给人留下“魅力型政治家”的印象，但也会让人怀疑他在高谈阔论之外的务实能力。然而，在过去几个月的一项立法动议中，马克龙显示出一种坚定（或专断）的执政能力，有人钦佩也有人质疑。
马克龙强力推动通过“支持尊重共和国原则”法案
法国国民议会于2021年2月16日表决通过了“支持尊重共和国原则”法案，随后将提交由保守派主导的参议院审查，几乎会没有悬念地通过。这项法案不仅是对四个多月前“黑色十月”恐怖袭击的回应，而且是一个标志性的政治抉择：重申共和主义作为法国公共生活的至上原则，更为严格地限制宗教信仰与实践对政治领域的影响。
这项法案包括五十一个条款，其核心是维护政教分离的共和传统，强化“宗教中立性”的原则。据《外交政策》发表的文章介绍，法案不仅禁止公务人员、而且还禁止公共服务的所有私营合同者“分享他们的政治见解或者佩戴其宗教的表征物”，允许法国政府部门为阻止传教者散布仇恨而暂时关闭礼拜场所，要求接受外国资金的宗教性社团必须提供严格的审计，获得公共资助的社团必须显示它们遵循“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尊重人的尊严的原则”，对学龄儿童“在家上学”的申请予以更严格的限制。同时，法案明确将以罚款与入狱来处罚某些特定行为，包括怀有伤害意图在网上传播公共部门雇员的个人信息，以及对未婚者提供所谓“贞操检查”的医学认证。
这项法案的文本没有提及任何特定的宗教，但其缘起的背景暗示着指向“伊斯兰主义”（Islamism）的针对性。伊斯兰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在概念上严格区别于伊斯兰教（Islam），但在实践中总有人试图将两者关联起来。法国是穆斯林人口最多的西欧国家（大约有五百多万），伊斯兰教是法国的第二大宗教。法国数十年来致力于与穆斯林的文化融合与政治同化，但日常可见的文化冲突与时而发生的暴力事件显示，法国仍然面临着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如何在尊重文化差异和保障宗教自由的同时，坚守遵循作为立国之本的普遍共和原则？
这个难题在2020年再次凸显。10月中旬，中学教师帕蒂（Samuel Paty）为了讲解法国言论自由的特点，在课堂上展示了《查理周刊》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他后来在巴黎郊外被极端分子斩首杀害。10月29日，南部城市尼斯的一座天主教堂又遭到恐怖袭击，导致三人死于凶手的刀下。这两起事件震撼了法国，再度激起了关于如何控制宗教极端化等议题的争论。
早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前的10月2日，马克龙总统就发表了《与分裂主义斗争》的讲话。在后来的多次讲话中，他以更为强硬的态度直接抨击“伊斯兰分裂主义”（Islamist separatism,），认为这是一场事关共和国价值的“生死存亡的战斗”。在他的阐释中，“伊斯兰分裂主义”是指法国穆斯林社群存在的一种现象：以源自其宗教实践的律法与习俗来取代国家的民事法，这实质上在法国形成了“两个平行的社会”，因此称之为“分裂主义”。
马克龙的这一观点主要受到凯佩尔（Gilles Kepel）的影响，他是阿拉伯裔的法国政治学家，以研究伊斯兰问题而著称。据《经济学人》的文章介绍，凯佩尔认为，部分穆斯林社区形成了一种“飞地”，分裂着西方社会，强化了“伊斯兰恐惧症”，也成为全球性“圣战”组织招募战员的场所。在2012至2018年之间，有两千多名法国公民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有两百五十多人在法国的恐怖袭击中丧生。
马克龙总统在2020年10月提出动议，为“反分裂主义”立法。12月9日法国政府正式提出了法案的初稿，经过多方讨论修改，最终形成了“支持尊重共和国原则”法案。在这项法案的动议与讨论过程中，马克龙政府遭到了许多穆斯林国家的民众抗议与领导人的谴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马克龙需要接受精神治疗”，并呼吁抵制法国产品。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认为马克龙的言论煽动了“伊斯兰恐惧症”，而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宣称，穆斯林有权“杀死数以百万计的法国人”来回应他们所遭受的“不尊重”。
在法国国内，这项法案也受到一些穆斯林群体和左翼议会代表的批评抗议。《经济学人》12月发表一篇文章，综合介绍了各种批评意见。许多人担心，这项法案实际上是在针对伊斯兰教。有些人怀疑，该法案将太多的权力移交给国家，并且侵犯了“世俗原则”（laïcité）本应保障的宗教实践权利。也有人批评政府误将保守的宗教性当作险恶的意图，而无视法国贫民窟背后的结构性种族主义，认为马克龙过于重视针对伊斯兰主义的斗争，但至今为止忽视了他反击种族歧视的承诺。还有人指责他不仅反对伊斯兰主义，而且反对宗教本身。但极右翼政治家勒庞（Marine Le Pen）却认为，马克龙动议的这项法案在这场“意识形态战争”中过于软弱无力，无济于事。
2020年11月28日，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以反对法国政府拟实施的“全面安全法”法案
面对国内外各种质疑与抗议的声浪，马克龙以明确而强硬的言辞予以回应和反驳，他改变了以往相对模糊也更有弹性的立场，义无反顾地推动这项立法。
2020年11月12日，马克龙打电话给《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史密斯（Ben Smith），指责美国媒体对于恐怖袭击以及法国的回应发表了带有偏见和误解的报道。三天之后，史密斯发表专栏文章，对这次电话交流做出介绍和评论。马克龙认为，英美媒体“指责法国而不是那些残忍实施恐怖袭击的凶犯”。当看到一些文章将“暴力正当化”，并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法国是种族主义的、伊斯兰恐惧症的国家”，马克龙深感震惊；而发表这些文章的记者和报刊来自与法国共享价值观的国家，来自作为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继承者的国家，这让他感到这些媒体“已经丧失了基本原则”。在与史密斯的对话中，马克龙试图澄清美国人对“法国模式”的误解：“美国曾是种族隔离的社会，后来才转向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其实质是不同族裔和宗教的共存。”而法国模式是“普遍主义而非多元文化主义的模式”，始终强调公民不能依据其文化身份作类别区分，肤色与宗教信仰无关紧要，“一个人首先是公民”。
在这种“理论对话”之外，马克龙还以他的雄辩和政治影响力迫使一些媒体撤下已发表的不当或不合时宜的言论：包括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批评“马克龙向伊斯兰分裂主义宣战只会进一步分裂法国”；美国Politico杂志欧洲版的文章，题为“危险的法国世俗主义宗教”；以及美联社的一条推文，试图解释“为什么法国在穆斯林世界‘煽动’（incites）愤怒”。在与马克龙通话的最后，史密斯反问：“这种对美国媒体的抱怨本身是否有点特朗普的风格——通过高调攻击媒体来推进自己的议程？”马克龙似乎退缩了，解释说只是为了澄清误解。
在国内，马克龙于11月18日向“法国穆斯林信仰委员会”（CFCM）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后者在十五天内制定一份“共和国价值宪章”，敦促其各组成团体致力于“根除极端主义”，明确承诺伊斯兰教在法国是非政治性的，且不受外国干涉，否则会“引发后果”。根据BBC的报道，马克龙甚至点名CFCM下属的九个联合会中，有三个对于“共和国价值”持“模棱两可”的立场，因此有必要结束这一局面。
CFCM的职能是代表法国穆斯林团体与政府沟通对话。经过艰难的辩论和协商，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穆萨维（Mohammed Moussaoui）与两名副主席共同完成了一份“共和国价值宪章”。穆萨维于2021年1月17日发表声明宣布，委员会下属的九个组织已正式接受了该宪章，并成立了“全国伊玛目委员会”（CNI），负责登记并管理法国全国的伊玛目。
《经济学人》的文章指出，马克龙“对伊斯兰主义的强硬立场可能在海外遭到批评，但很可能受到国内的欢迎”。这项法案在法国享有广泛的支持，来自主流左翼和温和的右翼，也有穆斯林领导人表达了支持。穆萨维认为，这些措施的总体目标是“让法国的穆斯林安心”，因为极端分子是“非常边缘的少数人”。也有些支持者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法国伊斯兰基金会（一个寻求“进步伊斯兰”的世俗组织）负责人本谢赫（Ghaleb Bencheikh）博士在电话采访中表示，这项方案对于反对宗教极端主义是“不公却必要的”（unjust but necessary）。
在过去四个多月中，法国学者与知识分子的相关讨论也非常活跃。在帕蒂被害后的10月24日，有一篇四十九人联署的文章发布于《星期日报》（Le Journal du Dimanche）的论坛，要求政府翻过“与激进伊斯兰妥协”的岁月，恢复“完全彻底的世俗主义”。文章的联署人包括著名哲学家巴丹戴尔（Elisabeth Badinter）和郭舍（Marcel Gauchet），作家佛瑞斯特（Caroline Fourest）和《查理周刊》的律师玛尔卡（Richard Malka），以及“共和之春”运动的活动家。
文章谴责杀害帕蒂的凶手是“在激进伊斯兰宗教处决的律法仪式中，以最野蛮和最具表现力的方式”实施暴行，旨在“破坏法兰西共和国的民主基础”。联署作者表示，“今天要在1905年法律的基础上重建整个政教分离的大厦”。文章还抨击一些“远离这场深刻的大众民主运动”的人，他们“三十年来试图说服法国人相信，他们对一切都有罪，如果他们死于子弹和刀刃，那是他们的错，而不是刺客的错”，指责“这些人已经放弃了对世俗主义的捍卫，甚至不断与其对手站在一边”。文章最后表示，帕蒂的“死亡是一次电击，赋予法国人力量，不再接受那些不可接受之事”。
一周之后，《世界报》发表了一百多位著名学者联署的公开信，宣称“关于伊斯兰主义，对我们最大的威胁是顽固的否认”。公开信坚决支持教育部长布朗盖（Jean-Michel Blanquer）不久前引发争议的言论，他声称“高等教育中存在非常强大的伊斯兰-左派（Islamo-leftist）思潮，带着有害的思想影响”，是一种导致最坏结果的意识形态，并表示“这些理念常常来自别处，来自身份政治”。公开信的作者将宗教极端主义的思想部分地归咎于从美国引进的学术理论，特别是本土主义、种族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批判这类意识形态激发了“反白人的种族主义以及对法国的仇恨”，这些“反西方教条”与“政治正确”对大学构成了严重威胁，言论自由的尺度急剧缩小。联署人要求教育部“采取措施检测伊斯兰主义的趋势，以明确的立场反对他们背后的意识形态，并鼓励我们的大学投入捍卫世俗主义和我们共和国的斗争”。
2020年10月底，《世界报》发表了一百多位著名学者联署的公开信，支持法国教育部长的言论
如此看来，法国似乎正在兴起一场肃清美国“思想污染”的运动。《纽约时报》记者大西哲光（Norimitsu Onishi）追问“美国的思想正在撕裂法国吗？”他以此为题在2021年2月9日发表文章指出，法国的“政治家和著名的知识分子认为，来自美国的关于种族、性别和后殖民主义的社会理论，对法国身份和法兰西共和国构成了威胁”。这种威胁是生死攸关的，它助长分裂主义，侵蚀民族团结，纵容伊斯兰主义，攻击法国的思想与文化传统。然而作者的调查分析显示，这并不是一场两国之间的理念冲突，法国与美国各自的学术思想界内部都长期存在着类似的分歧与争论（特别是对于身份政治、种族主义、“政治正确”、警醒文化与封杀文化[cancel culture]等议题）。只是在当前的舆论形势下，法国更为左翼的进步主义思潮处于相对弱势。
美国保守派评论家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在2021年3月5日的《纽约时报》发表文章，题为“这是法国智识生活的终结吗”。作者追忆了法国“最具声誉”的知识分子评论刊物《论辩》（Le Débat），去年夏季在创刊四十周年的纪念日宣告停刊。这份刊物的主要作者与编辑包括政治哲学家郭舍（刊物主编），哲学家芬基尔克劳（Alain Finkielkraut）、马南（Pierre Manent）和小说家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等人。这些中间派或偏左翼的著名学者与作家，在最近十多年已被年轻一代贴上了“保守派”甚至“反动派”的标签。考德威尔由此感叹，法国的“论辩文化受到了从美国引进的更意识形态化、更注重身份认同的模式影响”。在他看来，法国最近的“右转”只是对长期左倾化的一次反弹。
法国知识分子评论刊物《论辩》（Le Débat），2020年夏季在创刊四十周年的纪念日宣告停刊，图右为主编郭舍
反讽的是，人们通常感知中“更为左倾”的法国现在似乎站到了美国的“右边”。曾几何时，在福柯和德里达的时代，是美国从法国引进“先进思想”。但今非昔比，美国思想已经足够进步，再也无需关注法国的思潮。作者注意到，美国没有任何主要报刊提及《论辩》停刊的消息。他最后写道，“美国人仍然可能从法国学到一些经验教训，只要我们带着正确的问题来对待它。一个起步的好问题可能是：近几十年来的美国学术界，连同它所承载的文化与培育的政治行为，在更开阔的世界里，究竟是一种智识自由的力量还是相反？”
考德威尔的言下之意是，美国也应该学习法国抵制激进左翼的思潮。然而，简单的“左右分野”从来无法完全把握思想论辩的内涵。比如，对马克龙颇有影响的凯佩尔属于右翼保守派吗？但他在研究中关注的一个焦点是，一些脱离“国家管辖”的穆斯林社区，形成了一个“反社会”，剥夺了女性与LGBT等弱势和边缘人群的基本权利与尊严。这种关切本身带有鲜明的进步主义标志。在此呈现的立场混杂与错位并不容易解决，也对激进政治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必要探究具有“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的弱势群体在文化实践中面对的复杂困境及其多种应对的可能。
哈达德（Benjamin Haddad）是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未来欧洲计划的负责人，他在《外交政策》2020年11月刊发表文章，认为美国自由派的批评家误解了法国面临的危机。文章指出，将马克龙的斗争与极右翼政治相提并论完全错失了要点。马克龙十分谨慎地区分了法国的穆斯林：一面是热爱和平的绝大多数穆斯林，另一面是威胁共和国的极少数激进派，而极右翼政治势力恰恰拒绝这种区分。因此法国的司法部长驳回了来自勒庞的“国民联盟”（National Rally）实施紧急措施的呼吁，坚持法治是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对许多法国自由主义者来说，这场斗争与反对极右翼的斗争密切相关，两者都是在捍卫自由民主的价值，反对不自由的意识形态。”马克龙自己承认，法国在融合穆斯林族裔以及处理种族主义和歧视问题方面，仍然存在缺陷。但是，“将袭击和极端主义的兴起归咎于法国政府或世俗主义，显示出一种危险的道德混乱”。
文章最后指出，“2017年，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之后，在经历了两年的恐怖袭击和结构性经济困难之后，法国选民选彻底击败了极右翼，并选择了一个中间派、亲欧洲的政府。今天，法国是另一场针对反自由主义斗争的前线，以同样的价值观指引这场斗争。它应该得到比来自朋友的否定和指责更好的对待”。
如果说近来的“文化战争”在美国加剧了思想的两极对立，那么在法国则形成了相当多数的中间派。2020年10月“法国公共舆论研究所”（Ifop）的调查显示，在受访者中有百分之八十九认为“恐怖威胁严峻”，有百分之八十七认为“世俗主义处于危险之中”，有百分之七十九认为“伊斯兰主义已经向共和国宣战”。
在这个意义上，“专断的”马克龙并不是“带着人性面具的特朗普”。他针对伊斯兰分裂主义的斗争并没有撕裂社会，恰恰相反，他凝聚了民意。不少评论者批评马克龙的立法动议旨在“拉拢右翼选民”，只是为了能在2022年的总统大选中赢得连任。这种指控貌似有理，却没有反问自身：“否则如何？”任由这些选民被勒庞的“国民联盟”俘获吗？那么勒庞不会成为一个“法国的特朗普”吗？在美国失败的地方法国成功了。虽然国情有所不同，但美国的自由派在急于教训法国之前最好更深刻地吸取自己的教训。
在这个复杂与易于分裂的时代，塑造并实施一个价值立场鲜明且具有凝聚力的中间派政纲，这是马克龙政府难以低估的成就。
编辑 | 傅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