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循环模式下，中国产业发展以发达国家主导的产业体系为中心，通过跨国公司纽带与发达国家形成依附发展格局。在全球经济再平衡背景下，发达国家企图通过关键环节和核心技术领域的垄断以及在国际规制层面施压，对中国进行分工“规锁”，继续维持依附发展关系。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政策设计要有效突破这一格局，通过强化核心技术和产业领域的产业链主导权建设，提升中国产业发展安全水平。具体而言，中国需要通过有效的需求侧管理推动高质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构区域化产业体系，形成以国内市场为中心、邻近区域为依托的稳定的产业链地理空间；积极发挥市场主体作用，通过“链主”企业整合上下游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体系整体稳定性。
产业链；主导权；依附发展；新发展格局
依附发展是相关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分工的被动发展过程，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可持续的经济结构困境。当前，中国以超大规模经济体身份参与世界经济不再仅仅是分工效率的发展命题，而且是牵涉到复杂的大国政治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在全球技术竞争背景下，发达国家企图通过分工“规锁”模式进一步固化中国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使中国陷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的中、下游环节“逐底竞争”（race to bottom）的恶性循环中。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需要有效改变传统外循环模式下的依附发展关系，确立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主导权，最终突破因产业链“规锁”而形成的技术阻断和产业安全困局。
一、依附发展与外循环模式下产业链主导权问题
随着国际分工格局的演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依附发展关系虽然经历了一系列结构性变化，但是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发达经济体通过不断强化核心技术和产业链环节的发展主导权，始终维持着既有依附发展的分工格局，使得发展中国家依靠其传统要素禀赋参与国际分工来实现本国产业和经济发展自主性的难度日益增大。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通过外循环发展方式融入世界生产体系实现了国内闲置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外循环模式具有典型的依附发展属性，其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产业安全带来的挑战不言而喻。
（一）依附发展理论的缘起及发展
依附发展作为一种分析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不平等分工关系的理论，与现代化理论共同形成了解释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过程的两大理论流派。[1]现代化维度的理论解释旨在说明经济发展需要突破传统社会经济范式，通过改良传统社会结构，建立适宜现代经济增长的制度体系。诸多学者将现代化过程理解为西方化。[2]后来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分析二战后非西方国家和地区通过融入世界市场体系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研究范式。相比之下，依附发展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通过依附发展的方式融入由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不平等国际分工体系具有不可持续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建立和发展本国的工业生产，实现经济发展的自立和自主。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处于分工外围的拉美地区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实施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努力打破依附发展格局。此外，在依附发展关系下，由于跨国公司垄断资本的逐利性，不平等分工关系给霸权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带来严峻的结构性问题，如生产活动被弃置、金融业过度繁荣、通货膨胀时有发生、军事投资扩张和暴力文化蔓延等。[3]
依附理论最早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提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普遍陷入模仿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误区。广大处于分工边缘位置的发展中国家与位居中心的发达国家间形成“外围—中心”依附发展关系，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展是为了利用外围，而不是发展外围，由此引发了包括分工剥削和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扩大等一系列发展顽疾。[4]世界体系理论奠基人之一贡德·弗兰克（Andrew GunderFrank）辨析了“未发展”和“不发达”之间的概念差异。他认为前者是指处于未开化、愚昧无知的原始状态；后者是指已经摆脱了原始状态，但相关国家由于长期深受发达国家剥削、压榨和控制，仍处于整体落后的发展阶段。贡德·弗兰克将发达国家定义为宗主国，将落后国家定义为卫星国，他认为卫星国由于技术、资金等方面的制约，经济发展长期依附于宗主国，两者形成了“宗主—卫星”分工关系。在这一模式下，发展中国家只能实现“不发达的发展”，甚至不断强化宗主国和卫星国之间的畸形结构。[5]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深化和延伸了贡德·弗兰克的观点，认为由于不平等交换关系的存在，不平等的国际专业化使得外围资本主义无法得到充分发展，并导致发展中国家出现“出口畸形”“第三部类（生产奢侈品部类）畸形”和“剩余价值外流”的“三重畸形”。[6]
依附发展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发展形态。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以跨国公司为支柱的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过程中，依附发展的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跨国公司大发展背景下，垄断性大资本的集中、联合和集权形成了中心对外围的深度控制，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依靠原料加工和低技术产品的生产显著增加，这导致外围国家内部对抗大资本的反对派由于劳工们取得的好处而中立化。跨国公司大发展使得基于“中心—外围”的不平等分工关系得以进一步强化。[7]
依附发展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针对“中心—外围”关系进行彻底的体系化改造，方能打破依附发展关系。普雷维什认为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分工收益的底端，无法通过有效的资本积累和分工关系调整、改变既有分工依附关系，因此需要针对外围发展进行体系化改造。贡德·弗兰克提出只有割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完全摆脱宗主国的剥削和控制，发展中国家才有可能走上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发展道路。[8]萨米尔·阿明认为，有效解决这一发展困局需要同发达国家的生产体系“脱钩”，基于民众需求探索社会主义革命，推动本国产业体系的建设和完善，通过技术进步和进口替代战略提升本国经济竞争力和改善国内社会分配结构。[9]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东亚地区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发展寓于依附，最终需要通过发展摆脱依附。这些国家通过工业化打破传统意义上的垂直分工关系，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发展的自主。[10]
（二）依附发展关系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循环发展模式的解释
第一，外循环模式的依附发展属性及中国高速增长的发展过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内产业成长是以对世界市场的依附发展为基础的。在外循环模式下，政策设计的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提升发展效率。经过长期与外界隔绝的计划经济后，开放导向的经济政策设计以融入和参与世界生产为导向。中国通过放开市场管制，利用原材料、劳动力等方面的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建立起面向国际市场需求的国内出口产业基础。在中国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初期，跨国公司在中国境内设立生产分支，通过业务外包或委托加工等形式使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其全球产业链纵向整合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国内其他中小企业纷纷效仿跨国公司的生产行为或成为其全球供应网络的一个节点。
外循环发展模式在初始阶段是高效的，跨国公司大规模对华投资对于有效协同和组织中国国内闲置的生产要素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种依附关系主要表现为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世界分工，同时，受要素价格扭曲形成的利润幻觉的影响，国际资本和技术的流入与国内生产要素实现了组合优化和生产效率提升。中国最初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以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全球分工为依据，成为跨国生产网络的一部分。在国际市场需求饱和之前，中国的低端产业在大规模工业化进程中实现快速扩张，[11]并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中国出口经济部门的过度膨胀及对国际市场依赖度不断增强的同时，由于外循环发展模式下供需关系的脱节，国内市场的发展潜力未能得到有效激活。
第二，外循环发展模式下的生产过剩及国际市场供需失衡诱发的大国博弈。外循环发展模式在推动出口产业迅速膨胀的同时，其所造成的经济结构问题亦显而易见。在出口导向型产业大规模扩张的背景下，中国逐渐形成了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主导产业为中心，跨国公司为关系纽带，国内中低端产业集群为外围的“中心—外围”分工格局。由于产业链主导环节在国外，欧、美、日等西方国家和地区在核心主导产业领域具有技术和生产环节的垄断性和不可替代性。中国以出口加工业和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分工，自身发展缺乏主导产业支撑，过于倚重外部市场，尤其是核心产业领域受制于人的经济体系脆弱性骤增。由于国内产业发展在资金、技术和市场等方面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较高，一旦出现外部经济动荡，国内经济将不可避免受到波及。
外循环模式下，由于经济体系的扩张建立在对国际市场高度依赖的基础之上，国内出口产业生产供给与国内市场需求严重脱节，除小部分按国际订单生产外，国内无法形成以国际市场中长期需求为导向的国内产业布局。同时，由于既有生产模式的路径依赖，出口企业无法立足国内市场寻求产品创新之道，而是继续基于规模化扩张获得更高收益的习惯思维，最终导致产能过剩和出口市场竞争环境恶化。国内出口产业的迅速膨胀很快改变了外围与中心之间的经济平衡，进而引发更为复杂的大国竞争博弈。发达国家为维持“中心—外围”分工格局，在关键产业和核心技术领域通过对产业链下游的生产供应进行“卡脖子”，试图继续获得既有分工模式下的垄断收益。在中美贸易和产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关键产业领域开始出现技术或产业链政治化的发展倾向，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倾向于通过供应链的控制或阻断对中国的相关中下游产业实施制衡。
（三）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产业链主导权问题
第一，新发展格局下产业链主导权的可持续发展内涵。在后疫情时期，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成为中国的重要关切。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从产业链稳定和经济安全出发，新发展格局下的制度设计需解决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经济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有效突破长期以来国内产业链主导权缺失、关键技术和产业环节受制于人的发展困局，通过产业链主导权建设重塑国内市场的经济循环逻辑。世界经济向来具有国际政治属性，[12]大国参与世界市场不再是分工效率问题，未来将成为涉及经济安全的重大发展问题。当前，具有技术民族主义导向的产业竞争正成为大国竞争的主要形态。[13]
针对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体参与世界经济分工的发展困局，新发展格局下的产业政策设计需要突出产业链主导权建设，在关键产业环节重构基于产业链主导权的核心产业体系。作为产业主导权的概念延伸，产业链主导权体现为对产业链核心和关键环节的主导力和控制力。影响产业链主导权的因素有多种，一般可分为资源、技术、资本和市场等。[14]对现代经济体系而言，产业链主导权主要体现在核心技术和产业领域，其中，技术是影响产业链主导权的核心因素。对市场主体跨国公司而言，产业链主导权优势主要体现在市场规模、技术垄断和生产系统整合能力三个方面。通过加强对特定产业领域的控制实现超额利润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直接动因。享有垄断优势的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可通过产业链布局优化建立和实现产业链主导权。[15]
第二，新发展格局下强化产业链主导权建设的政策逻辑。打破依附发展形成的产业链和经济安全困局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开放型制度设计的重要政策逻辑。塑造产业链主导权的长远意义在于改变中国国内产业发展对发达国家既有的依附发展关系，降低国际政治及其他不确定因素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冲击。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在外循环模式下，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在两个相对割裂的市场中循环流转，这一生产模式有其固有的运行机制缺陷。新发展格局下的产业体系扩张需要突出国内市场产业链的主导性，进而实现社会经济再生产全环节循环流转的畅通有序。
新发展格局下的产业链主导权建设首先要确立国内市场主体性和主导性，使市场机制在国内生产要素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国内产业成长与扩张以国内市场需求为依据，实现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畅通有序循环流转。其次，强化关键产业和核心技术领域的控制力，改变中国发展所依托的内外市场的主次关系，通过产业链主导权建设，最终实现以国内市场为主体、关键产业链环节或技术领域为支撑的产业分工外延性拓展。再次，优化产业链的组织机制，从降低区域和国别政治风险角度重新整合和优化海外产业链网络关系，推动关键行业或产业领域的产业链本地化和区域化，降低产业链过长导致的生产流程不确定性风险。
二、发达国家实施分工“规锁”的行为逻辑及影响
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技术和产业分工领域的先发性和主导性，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发展地位不可避免。一般认为，最初的国际分工关系建立在发达国家掠夺发展中国家原材料和控制市场基础之上，发达国家通过垂直分工关系获得工业制成品的垄断利润。然而，随着全球技术进步和外围经济体生产体系的完善，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对处于中心位置的发达国家的发展依附关系正在发生结构性调整。中心国家出于主导全球发展布局的考虑，希望通过对核心技术和产业领域的垄断，继续维持“中心—外围”分工格局。
（一）国际产业分工中的“规锁”问题
随着东、西力量格局的发展变化，西方国家采取了更具国际政治色彩的产业链管控政策，通过垄断其在关键产业和核心技术领域的主导权，使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产业链和供应链底端。同时，为应对来自中国的产业竞争压力，西方国家通过重塑国际规制的手段规范和约束中国，最终达到将中国长期锁定在产业链中低端的目的。当前，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塑造的分工“锁定”模式正推动国际分工格局的固化。这一政策手法明显区别于美苏争霸时期采用的“遏制”（containment）战略，而更类似于一种国际制度和产业发展层面的“规锁”（confinement）。[16]分工“规锁”模式将成为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国际生产格局调整的重要发展趋势。
自资本主义市场形成以来，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间依附关系先后经历了三种形态的发展变迁。大航海和殖民主义开启的垂直分工模式是依附发展的最初形态，该模式具有典型的重商主义发展特征，西方殖民者通过对殖民地原材料的掠夺和向当地市场倾销工业品，实现了基于垂直分工的生产利润垄断。外围资本主义模式是依附发展的中间形态。二战后，在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发展的背景下，传统外围地区通过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实现本国的工业化发展，这一产业链层面的分工关系是依附发展理论的缘起和经典体现，反映了20世纪下半叶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的不平等分工依附关系。当前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的分工“规锁”是其应对自身竞争力危机而采取的政策防御行为。
西方国家企图通过分工“规锁”以维持既有的产业链分工层级关系。分工“规锁”具有技术依附发展特征。多斯桑托斯将依附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或三种状态，即“殖民地依附”“金融—工业型依附”“技术—工业型依附”。其中，“技术—工业型依附”是依附发展的最新形态，与本文所述的产业链“规锁”存在一定相似性，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在关键技术和产业领域受到发达国家的控制。发展中国家若要摆脱依附发展状态必须建立和完善本国经济结构，提高自身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17]技术进步和全球分工关系调整是推动依附发展形态演变的重要驱动力。今后，发达国家将通过加大对生产主导环节和包括技术在内的知识产权领域的核心控制力，同时推动形成底端生产制造环节的“逐底竞争”格局，构建产业链分工的新型等级制体系，[18]以便从中长期角度维护其在整个生产体系中的垄断利益。
分工“规锁”将阻断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正常通道。过度产业保护形成的产业分工格局正成为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重要障碍，处于产业链下游的生产制造业恶性竞争将进一步加剧。发达国家的分工“规锁”将加剧发展中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风险。由于中低端生产部门进入门槛相对较低，西方跨国公司通过在下游生产制造环节的合同分包和底层恶性竞争进一步挤压生产制造环节的利润。在对中国产业发展影响方面，外循环模式下，处于产业链底端的产业大规模扩张和同质化竞争将进一步恶化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外部发展环境。当前，中国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来自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竞争压力是最好的例证。
（二）分工“规锁”模式下发达国家强化技术垄断的行为逻辑
第一，跨国公司从市场规模控制到技术性垄断的竞争形态变革。跨国公司竞争形态经历了从市场垄断向技术性垄断的发展演变，经营领域也从传统的钢铁、石油、机电等行业向生物技术、生物医药和信息类高新技术产业方向转型。当前，发达国家力图通过对核心技术和产业领域的控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链分工“规锁”，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无形资产正成为西方跨国企业核心资产的主体构成。自20世纪80年代起，为应对不断下滑的国际竞争力，西方跨国公司就开始着手优化与其核心业务相关的研发部门的业务布局。信息技术革命以来，这一转型态势尤为明显。从21世纪初开始，跨国公司不断优化与其核心业务相关的研发和生产布局，知识产权类资产在企业总资产中的占比不断上升。有数据显示，1975—2018年，标准普尔500企业的无形资产价值占总资产的比重从17%上升至84%。[19]
第二，跨国公司利用技术性垄断确立产业链“规锁”的实践路径。西方跨国公司通过研发成本“社会化”和创新利润“私有化”等手段强化对核心技术和产业的垄断，以增强集中控制的方式提升对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垄断溢价。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西方跨国公司将生产制造业务逐渐转向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当地土地和劳动力等廉价生产要素实现生产利润最大化的基础上，通过对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等产业链上游环节的垄断不断强化既有分工“规锁”关系。与此同时，西方跨国公司借助其生产经营网络对全球生产网点创新技术再整合，通过技术垄断形成的分工关系进一步加深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发展依附关系。
跨国公司通过剥夺发展中国家的智力资源和进一步分工“规锁”的做法最初源自美国的实践。1980年美国出台《拜杜法案》（Bayh-Dole Act）后，其私营部门可通过市场渠道获得政府资助的技术和专利，这有效提升了知识产权的市场转化效率，极大降低了私营部门的产业化成本。这一政策实践在美国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亦被美国的跨国企业推广至全球其他商业经营活动中。当前，包括谷歌、微软和英特尔在内的科技巨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研发网络，利用当地远低于发达国家市场价格的智力资源，并借助社会化和公共部门的研发支持降低后期知识产权研发的私人投入成本。[20]对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而言，研发环节大多由公共部门资助，跨国公司可以低廉的价格获得相关研发或智力资源。此外，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通过游说本国政府，将知识产权保护议题纳入国际规制协调中，迫使发展中国家改革国内规制，进而实现对整个产业体系产业链的主导和控制。
第三，产业链“规锁”与发展中国家打破依附发展关系的政策困局。跨国公司对核心产业环节和知识产权的垄断阻断了世界生产体系中的技术流通，导致处于产业链下游的生产制造环节长期陷入低价竞争的分工“锁定”状态。随着国际分工体系对发展中经济体产业链“锁定”趋势的增强，发展中国家在产业链分工中的位置固化将可能诱发更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即使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加大资产投入实现生产制造业的升级，但经济体系的脆弱性也随之上升。由于“依附国”经济体量的扩张，其将在贸易、技术甚至金融领域形成对“统治国”全方位的发展依附。[21]“依附国”的发展将长期受制于处于产业和技术中心地位的“统治国”。
发展中国家致力于打破分工“规锁”的政策努力常常以失败而告终。一是因为相关生产设备的引入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本国金融体系负债扩张的基础之上的，社会融资杠杆扩张诱发的潜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对于中长期的可持续增长影响更大。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拉美地区致力于建立自主产业体系的政策努力最终导致爆发严重的债务危机。二是企业出于打破产业链“锁定”而进行的技术升级或设备更新大多依赖发达国家的供给，这将进一步强化它们对于西方跨国企业的技术依赖。三是高科技装备的引入在提升单个企业生产效率和生存能力的同时，也导致技术进步形成的社会财富分配效应显著收窄，就业等深层次社会矛盾持续积累。此外，高端资本品进口产生的资金缺口需要依靠更多的低端商品出口创汇来填补，这进一步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刚性，加大产业转型难度。
（三）产业链长度、分工效率与分工“规锁”诱发的大国经济安全困局
第一，分工效率与产业链安全问题。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供应链或产业链环节越多、分工流程越长，生产分工效率越高。亚当·斯密将分工效率视为驱动国际贸易发展的核心因素，他视劳动分工为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并在《国富论》一书中提出“劳动生产力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熟练度、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22]。庞巴维克在1889年提出迂回生产（roundaboutproduction）理论，他指出“工业生产是一系列基于分工的迂回生产的链条”，并认为先制造生产工具，再生产产品的“迂回生产”更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23]古典贸易理论在殖民时代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垂直分工关系中有深刻体现。虽然殖民主义时期的垂直分工体系具有一定的掠夺色彩，但分工的扩大和生产环节的延长对于世界市场的形成起到显著促进作用。殖民主义驱动的贸易分工大发展促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经济结构变迁，[24]资本主义制度、西方语言和宗教文明因国际分工的扩大而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快速传播。[25]
尽管如此，对于大国经济而言，分工效率与产业链稳定之间存在显著的发展悖论。分工精细化和产业链长度的延展一方面能够提升经济效率，但同时产业链的无限延长也会导致分工的不确定和经济安全困局。德国民族经济学家李斯特认为，国家政治的分割性与世界市场之间存在天然的利益背离，除非全球统一体能够实现。他甚至明确提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只是代表英国利益的国家经济学而已。[26]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因国际经济失衡引发的贸易和产业摩擦问题时有发生，当前，大国间政治博弈将成为影响国际产业链稳定的中长期阻碍因素。从大国经济安全视角看，产业链安全是产业链分工效率的前提和先决条件。
第二，大国竞争格局下中国的产业链安全问题。分工“规锁”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尤为严重。中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参与国际分工不仅是分工效率的发展命题，而且也是触及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由于庞大的经济体量和产业结构惰性问题，分工“规锁”将使中国国内产业升级困难重重。在产业链分工“规锁”模式下，中国国内低端产能持续膨胀将进一步打破世界经济平衡。在特定发展阶段内，世界市场需求总量相对恒定，一旦市场供给超过需求，供给的过剩将可能抑制新的生产。当世界市场进入阶段性供需饱和后，国内既有生产模式将持续引发对外贸易失衡问题，并进一步加剧贸易问题政治化风险。按照西方国家的政策逻辑，世界市场需求存在总量约束，中国传统低端产能持续扩张将可能挤压其他地区工业化产品供给，因此，当前中国对外贸易失衡争端的背后涉及其他后发国家贸易空间创造和发展权利再平衡等国际政治问题。[27]
在后疫情时期，以技术竞争和技术民族主义为代表的大国竞争成为中西方之间依附发展关系博弈的重要体现。技术产业化相关竞争是国家间竞争的高级形态，也是大国政治竞争的最后阵地。[28]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大国间政治博弈愈发聚焦高端产业和技术领域。在后疫情时期，因大国政治因素导致的产业链阻断现象时有发生。目前，美国国会通过了“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以维护其在科技领域的领先优势，继续形成对中国的竞争性压制。拜登政府上任伊始，积极联合西方盟友组成反华技术联盟，与中国展开全方位技术和产业竞争。拜登政府的这些举措充分反映了西方国家希望通过分工“规锁”维持其产业链主导权和国际产业霸权的政策企图。
三、中国打破分工“规锁”与产业链主导权塑造的实现机制
在产业链政治化背景下，对大国而言，强化产业链主导权建设是兼顾发展效率和产业安全的重要政策逻辑。重塑产业链主导权需要改变传统的“中心—外围”分工依附关系，改造包括市场机制、市场主体及政府行为体在内的生产关系结构。[29]通过改造分配关系，以需求侧改革推动供给侧改革，掌握产业主导权的核心技术并确立产业基础支撑；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推动“链主”和龙头企业在关键行业和技术领域发挥产业链整合功能；改造和优化产业的市场空间布局，借力区域化组织机制建设，塑造有助于产业链主导权重构的经济地理空间。
（一）建立以需求侧为导向的体系化改造宏观制度架构
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需要构建一个需求驱动的全新内需体系，通过有效的需求侧管理推动高质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系统论对于阐述现代经济体系的运作机理具有较强的理论指导意义。[30]国内大市场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内部经济运行是一个多环节系统协同的过程。从系统论角度理解和改造既有需求管理体系，通过需求结构改造引导有效供给，重塑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新循环体系，是需求侧改革塑造产业链主导权的重要制度基础。2020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强调系统性和关系协同的制度设计逻辑。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需要从发展型国家功能转型角度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推动政府主体功能从生产促进型向社会积累再配置型的转化。[31]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实现政府职能重大转变。强化政府对社会积累再分配的作用，推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是激发国内消费潜能和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过程体现了发展型国家的若干特点，[32]表现为通过强化国家权力主导经济和产业政策，最终实现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然而，实践表明，一个国家进入后高速增长时代后，国家职能需要进行相应的结构功能重构。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制度变革的重点在于如何重新定位政府介入经济发展的角色和方式。当前，解决外围经济体内部的社会积累低效配置问题需要首先推动外围国家从发展型政府向资源再配置型政府的治理范式转变，完善政府配置社会剩余的法律基础，推动存量资产再配置的税收制度建设，通过存量资产再配置优化社会资源产业部门流向。
通过需求侧管理推动体系化改造的另一个维度是强化需求侧的主动管理。对于社会积累或剩余的再配置需要推动需求管理的系统化制度设计，探索和推动以国家主体或大宗需求代替和引导市场个体需求。与供给学派提出的“供给创造需求”理念相比，通过需求管理引导供给侧改革，从而塑造产业链主导权是发挥发展型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功能创新。发展型政府的功能升级并非要完全舍弃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做法，而是进行相应的治理功能升级。面向国际产业竞争新形势，对标国际先进产业发展，建立和优化需求推动的供给体系。在关键产业和技术领域，通过制定国家主体需求体系代替市场个体需求，引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重点行业领域建立相应的需求标准和采购体系，持续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领域与路径，比如，在集成电路、高性能计算机、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关键领域建立面向未来的国家需求标准体系。同时，以重点行业和产业领域竞争力提升为导向，面向未来转型需求，通过制定消费端“双碳”标准倒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二）以国内“链主”企业为主导推动产业链整合的实践探索
在市场机制下，企业之间通常以契约等形式建立上下游产业环节的链接机制，或借助企业资源管理系统（ERP）实现企业内部不同生产环节间的协同运作。产业链整合具有企业资源内部化配置特征，基于组织权力和指令完成的资源配置方式具有其独特优越性。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在其著作《企业的性质》中，对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组织成本进行了比较，认为企业生产组织内部化将大大减少契约数量，有效节约交易成本。[33]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壮大，中国的跨国公司数量和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各行业正不断涌现出诸多龙头企业，未来可通过产业层面的资源整合，有效发挥这类企业参与和推动产业链整合的功能，增强其对产业链主导权的市场塑造力。
产业链整合是一个体现上下游生产链条衔接、中间产品或服务供应动态流转的生产体系组织过程。当前，跨国公司通过打造垂直一体化生产网络，推动产业链整合和内部化生产的案例显著增多。以半导体芯片生产为例，多环节协同一体的产业链整合模式正成为重要发展趋势。半导体行业运行模式主要有代工厂（Foundry）、无工厂芯片供应商（Fabless）和整合器件制造企业（IDM）三种。其中Foundry模式只负责制造、封装或测试的某个环节，不负责芯片设计，且可以同时为多家芯片设计公司提供服务，但其发展受制于同类公司间激烈的竞争关系。Fabless模式只负责芯片的电路设计与销售，将生产、测试、封装等环节外包。IDM模式则集芯片设计、制造、封装和测试等多个环节于一身，是多生产环节协同发展的一体化模式。全产业链生产将更有效率，IDM模式将成为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发展的主流形态。[34]在后疫情时期，美、欧纷纷推动芯片生产本土化，通过打造多环节协同一体的IDM生产模式，推动芯片产业链、供应链本地化和区域化。产业链整合通常由产业链条中某个扮演“链主”角色的龙头企业主导，通过“链主”企业整合产业链资源是维护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的重要实现机制。“链主”企业通常作为行业龙头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和市场影响力。一般而言，“链主”企业通过调整、优化与相关企业间的生产协作关系提升整个产业链的运作效能，并进一步巩固其自身竞争优势。处于产业核心生产环节的“链主”企业为获得对战略性资源或生产能力的控制，从整体功能和系统集成角度对采购、生产、销售等环节进行计划、协调、操作、控制和各种流程优化。[35]这类扮演产业链整合功能的“链主”企业通常利用其产业链分工中的主导权优势，推动相应产业生态的集聚和形成“多链”融合的产业体系。[36]跨国公司一般可通过纵向、横向和混合三种模式整合上、下游产业链。[37]当前，“链主”企业的产业链整合功能主要体现为纵向维度，是上、下游生产环节垂直一体化的供应链整合过程。在纵向整合模式下，整个产业环节都被“链主”企业有效控制，通过生产内部化方式降低市场交易环节供给的不确定性。
（三）以国内市场为主体的产业链区域组织化重构
新发展格局下，立足区域合作机制和合作平台建设，构建适合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外部空间，为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提供稳定的地理空间。同时，区域协同有助于提升国际政治博弈的集体议价权，有效平衡西方国家对中国在产业链方面的政治压力。诸多区域一体化组织机制设计体现了相关国家或地区致力于摆脱依附发展的政策努力。通过区域化组织机制建设扩大市场规模，提升分工效率，优化区域内生产要素流通的便捷性，进而有助于降低不同生产环节的制度型交易成本和更好地发挥地理空间的经济性。在后疫情时期，产业链区域化成为重要发展趋势。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实力强大的企业普遍趋向于缩短供应链，通过数字化或智能化控制提升分工效率，因此也使产业链长度与生产效率之间的相关性不断降低。与产业链拓展带来的分工效率相比，相邻地理空间内供应环节的时效性和稳定性也开始成为跨国公司生产布局更为重要的考量因素。20世纪60年代以来，拉美自由贸易协会的成立受到劳尔·普雷维什和拉美经济委员会（ECLA）相关发展理念的影响。根据ECLA相关理论，扩大的市场空间有助于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区域内部分工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有助于降低拉美地区对外贸易条件恶化的风险。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经历了最为严重的债务危机。由于产业、债务和金融资本都高度依赖西方国家，在其政治施压下，拉美国家被迫实施自由市场和私有化导向的一揽子债务改革方案。1990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布什提出“开创美洲事业倡议”（Enterprise forAmericas Initiative），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签订，以推动设立覆盖整个美洲的自由贸易区。为避免进一步陷入依附发展的被动局面，以巴西、阿根廷为主导的南方共同市场成立，虽然该组织后来一直受到美国打压，但它始终尝试保持自身的发展独立性，[38]主要成员国也始终致力于保持自主的国内政策。[39]
借助区域合作机制还有助于增强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集体议价权，改善发展依附关系和提升产业链主导权。按照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Gerschenkron）提出的延迟工业化理论，后发展地区需要首先完成工业化发展的初始资本积累，[40]在正常贸易分工关系下，石油出口国必然会出现与拉美地区相似的初级产品出口贸易条件恶化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成立在将石油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方面发挥了开创性作用，有效增强了OPEC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集体议价权，进而为组织内部成员赢得更多的资金、技术和其他资源支持。随着国际资本投资石油生产国，OPEC成员国在相对简单的生产环节开始拥有独立的生产能力，并通过将油田经营权转让给其他新兴经济体，进一步提升了它们对发达国家的集体议价权。[41]
结束语
依附发展理论缘起于针对不平等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关系的讨伐。由于技术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局限，发展中国家参与世界经济体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不平等的国际专业化分工基础之上。通过依附发展开启的工业化进程只会固化与中心国家之间不平等的财富分配关系，并引发严重的国内经济结构和阶层分化等发展顽疾。20世纪下半叶，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曾尝试摆脱“中心—外围”依附发展关系和建立国内自主产业体系的努力大多以失败而告终。这种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因美苏争霸的结束以及“华盛顿共识”的全面兴盛而长期沉寂。尤其是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整个拉美地区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滞，由信息技术革命和“华盛顿共识”共同塑造的西方发展话语权进一步削弱了发展中国家依靠自身力量重建自主工业体系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因此发展中国家探索产业主导权的努力并未取得突破。
时至今日，依附发展理论对于当前国际产业竞争关系的分析依然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传统外循环发展模式体现了中国与世界市场之间的依附发展关系。在世纪之交，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出现“东升西降”的趋势，尤其是中国的崛起正改变传统大国关系，依附发展格局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主要体现为大国间的规则竞争与博弈。西方国家一直以来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正受到其国内政治的影响，其对外经济政策实践中正积极推动以西方大国为中心，建立具有显著排他色彩的“去中国化”泛区域化集团。基于技术霸权的产业链“规锁”将成为西方国家制约和打压中国的重要策略。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需要立足自身改革实践，重新反思世界主义经济学和民族主义经济学对大规模经济体的适用问题，以更系统的理念统筹和谋划开放型经济的产业布局，通过强化产业链主导权建设打破西方国家的分工“规锁”。国内市场规模是参与世界市场的最大竞争优势和制度话语权保证。当前，中国已经到了利用区域化机制塑造和主导国际规则制定的新发展阶段。
经济学博士，副研究员，曾就读于我院组建机构之一的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取得法学硕士学位。现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金融贸易研究室主任、“一带一路”与上海研究中心秘书长。近年来，共出版专著三部，发表学术及媒体文章逾五十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子课题多项；担任《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蓝皮书》（社科文献出版社）副主编。
刘振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
制图 | 吴宗晏
编辑 | 吴宗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