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利用各种公开场合鼓吹“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 其公然罔顾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引起外界高度关注和中方的强烈不满。事实上，安倍最近的行为与其在任首相期间形成了强烈反差，作为首相的安倍，不仅不敢在台湾问题上越雷池一步，而且还对改善中日关系持积极态度。对于安倍“变脸”之快的原因，除与其卸任首相、不再代表日本政府有关外，其主要受到三重因素的影响。
第一，美国反华政策下的日美联动。日本涉台政策的最主要动因来自于日美同盟，如果没有美国的默许或带头，很难想象类似安倍这样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日本政治人物会敢于公然挑战两岸关系的红线。早在安倍发表“台湾有事”论之前，美国与日本在今年3月召开“2+2”会谈，并通过美、日防长会晤表明，在台海突发事态之际将密切合作，叫嚣大陆若武力“攻台”，美军将驰援台湾，日本自卫队将考虑提供协助。同年4月，时任首相菅义伟访美并与拜登发表联合公报，公然写入有关台湾的内容，也是自1969年以来首次在日美公报中提及台湾。之后，包括中山泰秀、麻生太郎等在内的日本政府人士开始利用各种场合纷纷谈论所谓的“台湾有事”。可见，围绕日美同盟在台湾问题的一系列勾连，成为了安倍今日言论的支撑。
第二，“台湾有事”论不仅仅是日本右翼的想法。对于安倍的言论，舆论往往归结于日本国内的右翼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国内并非只是右翼在推动“台湾有事”论。早在2013年，日本排名第一的国际问题研究智库——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就接受了日本外务省的课题委托对日本未来的外交方向进行了研究，并在2015年形成名为《印度太平洋时代的日本外交》的研究成果。该报告有三个重要论点直接影响了当前日本涉华外交动向。首先，该报告早于特朗普政权就已提出“印度太平洋”的概念，并最终由日本方面推动美国接纳这一概念。其次，该报告提出“摇摆国家”（Swing State）概念，认为日本要将在中美之间立场摇摆的国家拉向日美同盟，尤其是印度和澳大利亚。最后，该报告强调，伴随中国大陆崛起，大陆在“台海有事”时的对美反介入能力（A2AD）进一步提高，东亚军事格局愈发朝向对日本不利的局面发展。因此，安倍的言论不仅代表传统的所谓“亲台反华”的右翼思想，也代表了日本国内一批具有专业素养的国际问题专家的思考。
第三，“台湾有事”论关乎安倍个人的政治前途。一方面，去年因身体原因不得不卸任首相的安倍在下台之后，其在任期间涉嫌资金问题的“赏樱会”、森友学园等事件立刻再次引发日本媒体关注，舆论纷纷认为安倍失去首相之职的保护后可能会遭到清算。另一方面，安倍长期执政导致了其大权独揽的做法积累了许多党内的不满声，寻求更替安倍、麻生等“旧势力”的浪潮逐渐翻滚起来。在此背景下，安倍在养病期间显然做过充分的思考和准备工作，其在2021年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强行支持不可能当选的高田早苗就是最好证明。此举目的更可能是在向当时的两位候选人岸田文雄与河野太郎进行施压，即谁想当选就必须得到安倍的支持。而河野太郎实际上代表了试图推翻安倍、麻生等人的日本议员势力，因此最后在河野与岸田的最终得票数中，岸田的新增票大多数就来自于安倍一派。由此，在让岸田欠下“人情”的同时，高田早苗成为自民党政调会长象征着安倍政治地位的重新稳固。而之后，安倍则进一步利用右翼巩固自身在党内的势力以延续政治生命，高调参拜靖国神社、担任清和会会长以及近期发表“台湾有事”论显然是实现其“垂帘听政”的手段。
由此可见，“台湾有事”论脱胎于日本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美国主导下的日美同盟为“台湾有事”论设定框架和边界，日本国内的对外认识和思考为“台湾有事”论提供理论和思想支撑，最后由日本政治人物的主观动因进行推动。这意味着，即使安倍晋三不鼓吹“台湾有事”论，也会有第二个“安倍”、第三个“安倍”出来行此事。对此，我们应当保持高度警惕，在中美关系难以向好的情况下，防止日本激进势力在敏感问题上冒进、盲动。同时，也要观察到岸田文雄政府具有对华务实的一面，可通过与日本政府保持接触、沟通以压缩安倍晋三及其背后势力的活动空间。
周生升，曾在我院组建机构之一的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攻读硕士，日本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科博士，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曾在《アジア研究》（日本亚洲政治经学会）、《俄罗斯研究》、《国际关系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文章。
制图 | 吴宗晏
编辑 | 吴宗晏